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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几天,衢州行署进行了战争动员,新二师的抗战宣传也大张旗鼓地搞了起来。
蒋经国结合苏联的宣传经验,喊出了到浙西参军保家卫国的口号。随着华北前线急报源源不断送达,蒋经国亲自筛选新闻,在电台播放,并根据具体事件录制广播剧,激发衢州乃至整个浙江民众的抗日热情。
在吴铭的支持下,蒋经国组织了几十支宣传队,前往衢州城区、浙西各县及下属乡镇,展开全方位的宣传工作。
在蒋经国努力下,衢州民众参加作为新二师预备役部队的毛良坞民团的热情空前高涨,招兵处差点儿没让人给挤爆,原本只打算征召两个团新兵的民团一再扩招,最后竟然招了六个团,就这样,还是精挑细选后的结果。
不光这样,在普通民众眼中,官兵们的地位直线上升,许多战士上街的时候,民众都向他们投来尊敬的目光,进商店买东西时许多店铺老板不肯收钱,他们说你们马上就要上前线打鬼子了,来我们这儿买东西我哪里能要你的钱啊,这不是要让别人戳我的脊梁骨吗？最后,官兵们只能以军纪军法为由,强行让老板收下。
衢州行署和新二师的动员效果很好,成绩喜人,可是华北局势却越来越严峻：
七月十一日上午,北平当局和日本达成停战协定：第二十九军代表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并对责任者给以处分,负责防止今后不再惹起类似事件,中国在卢沟桥周围及龙王庙的驻军撤离,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同时今后将对各抗日团体断然采取措施并彻底取缔。
就在朝野投降派弹冠相庆,在天津摇尾乞怜的宋哲元出口大气的时候,日军再次向卢沟桥一带猛烈进攻。
北平时间下午四时,日本天皇裁可首相近卫文属所递呈增兵华北及对华北政策所需经费案,六时,日本政府发表增兵声明,并改称卢沟桥事变为“北支事变”,声称“内阁会议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措施,立即增兵华北”
七月十二日,日军拒不履行停战协议,复在原阵地布置工事,继续向北平增兵,凌晨时分,日军进犯财神庙,被二十九军将士击退,晚上,日军又在宛平一带展开范围更大的进攻,第二十九军将士与日军展开激战。
同日,驻天津日军占领东沧,朝鲜军所属第二十师团调往天津,关东军所属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从古北口出发,向北平开进。
而在日本国内,坚决反对战争扩大化的石原莞尔被边缘化,日本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自坐镇参谋本部,组织制定《关于华北用兵时的对华战争指导纲要》,宣称通过“全面战争,求得对华问题的彻底解决”,要求日军速战速决。
日本外务省令在华日侨作好撤退准备,日本各大报刊号外满街,皆称中日将逐步走向战争。
七月十三日,日军华北驻屯军河边正三旅团兵员约九千余众,利用冀东伪组织由北宁路及长城路口运兵增援,关东军所属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从公主岭出发,直逼北平。
同日,主张对华强硬的香月清司中将至天津,取代病重的田代皖一郎担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职务,下令全军“作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准备”,增加丰台、通县的兵力,开战前关东军主力集结于密云,航空队集结于天津,要求在七月二十日完成部署,然后一举歼灭中国第二十九军。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宋哲元依然冀图于日军施舍和平,继续留在天津,与日军展开谈判。
这下就连何应钦都看不下去了,悄悄向宋哲元发出密电：“卢事日趋严重,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可秘密赴保,坐镇主持。”宋哲元依然不为所动,电阻中央军止于河北南境,谓“中央大军北上,必致激怒日人
正是由于宋哲元的首鼠两端,奋起抗争的第二十九军将士士气大受打击,同时让华北日军逐步完善了战争布局,逐渐形成战略主动和优势。
看着手里最新一份宋哲元在天津召集第二十九军高级军官开会时做出的“余向主张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希望负责任者以东亚大局为重”的电文,吴铭哭笑不得,日本人都逼到眼前了,还自欺欺人地以为可以退让,天真到这个地步,已经不是用弱智可以形容了。
可悲可叹啊
昔日在喜峰口那个高呼“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有进无退,死而后已”的抗日英雄,已经不在了,现在的宋哲元只有一个为了保住自己地盘不惜退缩到底的可耻军阀。
吴铭摇了摇头,一甩手将这份电报扔进垃圾桶,心里一片冰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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