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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开放城镇之间的人员流动，促使农村劳动力入城参与建设，是必然的方向。自从84年底、85年初，几乎所有的农村人民公社都政社分开之后，全国农村以前的三级集体经济组织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样的做法，的确消除了人民公社制度的许多弊端，但从破立的角度来说，破是破了，立却做得还不够。农业相对于工业，农村相对于城市，是弱势，农村人相对于城市人，是弱势群体。当初让城市人口进入农村普及最基础的教育，建立人民公社，都深深地加强着国家对于农村基层的控制和领导作用，而现在这样，却会在客观上导致国家对于农村基层的组织性倒退，甚至放任。缺乏组织性，当然也就谈不上一抓就死的问题了，可农村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本来就低，让农民自谋出路的结果，肯定会展现出少数成功的榜样，但在总体上却必然更加低效。如果继续这样放任，不推出新的配套政策、建立新的机制，那么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将必然成为长期的，越来越严峻的社会问题。”
“人民公社制度存在以来的经验教训表明，我们现在并不能让人民公社在乡为级别的规模下长期的、整体的良好运行。所以，我们应该重新加强在农村基层的组织性，这个基层，应该以村为单位，可以称为村公社。村公社彼此之间平等，行政上归属于乡政府。考虑到不同地区的自然村，人口差异比较大，我们原则上可以把新的农村基层组织规划在500到1万人之间的规模，并且，把这样的组织和我之前提出过的鼓励大学毕业生下基层的思路结合起来。第一，愿意去农村基层大学生都自动从副科级起步，和村公社里的先进份子一起组建领导班子，任期原则上一年起步，最多不超过五年。第二，村公社有权力和义务组织安排其下成员的农业生产活动和出村进城务工的活动。第三，以家庭为单位重建农业生产里的工分制度，同时农民入城务工的年收入，归村公社统一记账管理，数据上报乡政府。第四，入城务工收入的分配和粮食产量挂钩。具体来说，一个村公社的成员入城务工的总收入，在扣除三提五统之后，以家庭为单位，综合农业生产工分和务工的个人收入两项数据，进行公开分配。这个扣除后的总额，是如果该村公社完成了该年计划的粮食生产指标，就1成上缴归中央，1成归乡政府，1成归村公社，7成用于分配；如果只完成粮食生产指标的75%，并且该年没有天灾，则3成上缴归中央，1成归乡政府，1成归村公社，5成用于分配，公社干部要公开分析和检讨问题，集体研究改进的办法；如果完成粮食生产指标不到50%，并且该年没有天灾，则7成上缴归中央，1成归乡政府，1成归村公社，1成用于分配，公社干部全部撤换；如果完成了粮食生产指标的125%以上，那就1成归乡政府，1成归村公社，8成用于分配；如果是全乡完成生产指标第一名，那就1成归村公社，9成用于分配。”
“以现在的实际情况，我们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即使全部都下基层，都远远满足不了这样的计划。所以，一开始，我们只能在一些地区试点，除了大学毕业生，高中学历的25岁以下的基层劳动积极份子，预备党员，也允许个人申请，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批准。下基层的年轻干部，如果带领村公社成为了乡里粮食产量和务工收入年度综合第一名，或者县里的前5名，就立即晋升为科级，调入乡政府负责实际工作，或者调回城市，如果是全市的第一名，或者全省的前5名，则立即转为副处，调回城市，重点培养。”
“这样的改革方案，即使暂时只是试点，也很可能出现大批农民入城务工的情况，也就有可能产生局部劳动力过剩的局面。所以，三线部队集体对于地方的人员招收，原则上以农村人口为主。一方面，部队化的管理可以加强组织度，另一方面，各部队文工团也将需要肩负起三线部队的基础教育，或者说扫盲的任务——以流行音乐联赛为代表的活动，在将来也会在文艺战线上渐渐多起来，文艺工作者将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超出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自然也应当肩负更多的社会责任。以前我不是说过吗？文工团参加比赛以及商业演出的收入，归属个人的部分的多寡，应该和他们下基层的成绩挂钩。而这，就是具体的方向。而且，对于在三线部队中来自村公社的先进份子，要给予提干的机会。”
“就像我说的，我们正处于不断改革的时期，国家发展得越快，改革的频率就会越快。全民基础教育的普及，大学毕业生的增多，技术工人的增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渐渐饱和，产业升级的需要……这些，都会导致我说的这个方案不可能长久。大概，能持续20年左右就差不多了，其中一些说不定会更快，就需要新一轮的改革。”毕文谦深吸了一口气，不禁伸手轻轻按着黎华的肩，“而且，这些方案，也很可能在实施中产生新的利益集体，在它们尾大不掉之前，新的改革也是必须的。黎华，对这些利弊的把握，你要随时有冷静的认识。”
“另外，三线部队在建设和运行中，还应该代表着部队的荣誉和精神，应该培养相应的企业文化。这些，就和最后一条的价值导向有关了，现在就不提了。”说着，毕文谦捏了捏黎华软软的肩膀，“今天，就这样吧，先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