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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这显然是简单的事情。困难之处则在于，把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由虚变实。所谓中华民族，最早是1902年，由梁启超创造提出的。之后，杨度、孙文、常凯申等一批批人都先后继承、认同并发展着这个概念，正如我们的国歌，创作于1935年，就唱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民国时代，大力宣传着中华民族的单一性民族，而真正在全国人民心中确立和牢固这个概念的，则是惨烈的抗日战争。而到了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在接受苏联的工业援建的同时，也吸收着苏联关于民族的定义。而这，其实是不适合我们中国的。不，严格地说，这不是不适合，而是我们和苏联的国情不同，历史脉络不同，我们有着比苏联更先进的选择方向——苏联是继承于沙俄帝国，辽阔的领土大多数是血腥粗暴的武力征服列多而来，众多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认同在历史中既不够和平也不够充分，何况，沙俄帝国长期处于古罗马文化圈的鄙视链的底端，所以，适合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是国家社·会主义，而不是民族社·会主义，也不是文化圈社会主·义。而我们新中国，则和他们很不一样。我们的大多数民族之间有着长久的文化交流，有过长期的和平和稳定，在历史长河中，我们长期处于文化圈的顶端，在经历了抗日战争这种多难兴邦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当时最该做的，其实是顺应天时把全国人民凝聚成一个真正的国家、民族、文化统一的实体。”
“所谓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我们那些处于历史进行时的先辈眼看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硕果，抱着学习的心态，既学了值得学的，也学了不值得学的。这是他们当时难以100%正确判断的事情，作为后辈，我们无可厚非，也不会去否定他们的功绩。但在认识到问题之后，我们就应该着手解决。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今天，我们已经错过了最事半功倍的时候，在50年代也许大体上传檄而定的事情，我们却需要付出更多的耐心。”
“身份证上改成中华民族，不难。改成中华民族，有着怎样利益和要求？这就和价值导向的三点论述相匹配了——今后，法理上的中华民族，将不再仅仅是新中国诸多民族的统称，更将代表着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华民族，意味着先进。考虑到很多政策在落实中的幺蛾子，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不能让这项改革在地方基层的执行中被搞成一种任务，而是要让人们觉得这是一种荣誉，一种肯定，一种利益，是一种具有一定稀缺性的奢侈品。我们可以规定，1970年之后出生的人，要成为党员，首先需要身份证上是中华民族，申请选择成为中华民族的人，在高考中，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加分，在各种选拔中，也将具有优先性。对于1950年之后出生的人，则是在日常生活中具有一定的优先性。对于建国前出生的人，就只需要进行概念上的宣传，不必做政策性的导向规定了，当然，如果有人出于价值观的认同而非利益的驱使希望改成中华民族，我们也持欢迎的原则。”
“既然在身份证上改成中华民族会有诸多好处，自然，就应该有相应的要求。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书同文、话同音，是显然的基本要求。所以，语文水平和普通话水平，是必要的。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了解民族历史，也是理所当然。所以，历史水平，也是必要的要求。像这样的许多细节的要求，计较起来，可以说很多，但考虑到落实的成本和难度，我们只能简单粗暴一点儿：从明年，或者后年开始，把普通话水平的考试纳入高中毕业考试之中，并且允许没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人申请参加每年的高中毕业统考，同时加大高中毕业考试的难度。在高中毕业考试中各科都及格并且总分到达一定程度的人，将具备申请改为中华民族的资格。这样的要求，对1970年之后出生的人具有普遍性，对于1950年-1970年之间出生的人，也可以这么承认，但即使没有通过改革之后的考试，但只要成为过县级及以上先进工作者，或者立过个人三等功，也将具备申请资格。而对于建国前出生的人，我们都没有利益相关的政策，自然也不必设置申请的门槛了。”
“这些，是我们现在可以做的。而在将来，随着不断的发展，对于更晚出生的人，我们将提出更高更严格的要求，那，就不是我们今天具体说的了。”
“身份证上的民族选择，是这个时代价值导向的一种具体的基础改革。而具体到教育领域，我们则可以在方向一致的原则上，配套更为具体的措施。”
一口气说到这儿，毕文谦不禁联想起了上辈子的许多见闻，又露出了微妙的笑容。
为了高考改户口本儿什么的，人民群众用脚投票什么的，“历史”上上演过，在这条世界线，也可以换一个方向，再上演一遍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