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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安徽遭受了旱灾、蝗灾、水灾的一共有41个市县，《民国日报》公开报道说安徽今年有灾民500多万。而绥远，今年遭受了地震、旱灾、山洪、风霜等灾害，单论受灾人口数量的话，绥远不如其他省份灾民多，可若说受灾严重程度的话，绥远很可能是今年国内受灾最严重的省份。《民国日报》曾报道说绥远省共有人口250万左右，而灾民就有190多万，占了近80%。其灾情严重到大人吃小孩，活人吃死尸，至于吃树皮草根的，则根本不稀奇。南京政府派人去调查过，各国传教士也曾先后进入绥远调查，都认为绥远灾情之重，居华北第一。”
“另外，《大公报》曾报道说，山西有灾民600多万；四川仅川北阆中等县，灾民就有800多万人，有以死人为食的。光安徽、山西、绥远、四川这四个省的灾民数量就超过了2100万，这还不算甘肃、陕西等灾情严重的地区。而今年国内受灾严重的省份一共有19个，你说今年国内会有多少灾民？”
“19个省份？”赵振中难以置信地问道。
“没错！19个省份！这还不包括日本人占据的台湾和英国人占据的香港等地。”陈炯明肯定道，“赵兄弟所在的山东省也在这19个省的范围内，只不过我对山东灾情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
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的这场自然灾害，远比陈炯明从报道上了解到情况严重。在当时的中国，由于长期的战乱，各地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水利系统，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近乎于零。甚至拥有“黄河百害，唯利一套”的绥远省都因旱灾、涝灾而导致近80%的民众衣食无着。1929年，23岁的埃得加·斯诺曾随灾情调查团进入绥远调查当地灾情。在斯诺的笔下，他用“死寂”一词来描述灾区的氛围：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连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似的死尸，没有肌肉，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骨头脆如蛋壳。所见尽是些已经不能称之为人的活尸首……
在甘肃、陕西、绥远、山西、河北等地形成了一个纵横千里的超大的受灾区域，也是一个充满饥饿的区域。区域内饥饿的人们无力走出纵横千里的饥饿圈，只好卖儿女卖婆姨卖自己。佳县黄河岸边渡口是卖人的市场，陕北人向山西人卖自己的亲骨肉。骨瘦如柴的男女老少黑压压一片，没有哭泣，没有离愁，只有刻骨剜心的饥饿。等在这里的出卖自己的人们都盼望快有人来把自己领走，卖不出去的人只能就地饿死在那里，最后甚至连人贩子也饿死了。而后来者又黑压压地来到尸体边继续等死。很多饱受饥荒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这就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华北西北大饥荒的一角。
在当时，买卖妇女儿童在当时几乎成为一种合法的经营。冯玉祥所部控制的各县县城包括省城西安在内，街道上公开设有人市市场。被卖儿童或妇女身插草标，明码标价。妇女价格每人二、三元不等，儿童格则要更低一些。当时粮价飞涨，小麦每斗价格在5到8元之间，有的地方甚至涨到每斗12元。那些被卖妇女儿童的身价，尚不及斗麦的三分之一！很多妇女为了活命，只好自卖自身，分文不取，甚至自称“谁引我，紧相连，不要银子不要钱”。
从山西、河南蜂拥而至的人贩子，成群结队地将低价收买到的大批妇女孺运出潼关，重利出售。陕西省政府表面上通令各县禁贩人口、查拿人贩，但实际上这种禁令只是官样文章，一纸空文。因为陕西省政府辖下就按人头对人口买卖收税！许多人贩手持的卖身文契，就是由当地的县府官吏代书代写的，官府为此收费一元二元不等。命阳县县长窦建章派其妻弟唐放民踞守夏阳渡，名为查拿人贩子，实则抽人头税。妇女每人过境需缴纳出省费10元于20元。
当时关中通往潼关的大道上，饥民载途，哭声震野，许多妇女儿童，饿毙在出逃的途中。路旁的浅沟和田野里，饿殍随处可见。绥边县一妇女，丈夫饿死在家中，她抱着刚满3岁的儿子丢在路旁的河滩上，自己只身奔逃。“儿子哭追于后，其母回身将儿子抱起抛搠河中，大恸而去”。礼泉县灾民王某，与妻带一子一女出逃。是夜与其他灾民共宿一破庙之中。夜半妻自卖自身，随另一灾民逃走，次日王觅妻不得，知有变，子女不见其母，大号。王愤怒甚，一手抱子，一手抱女，投田野枯井之中而亡。
泱泱华夏，炎黄子孙，其状竟惨烈至此！
天灾人祸，惨象惊人！从白山黑水到南疆边陲，从东海之摈到甘肃沙漠，整个中国几乎就是一个巨大的难民营！而在这巨大的难民营除了那些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底层民众外，其中却也不乏为富不仁、囤积居奇的奸商！不乏身居显要，漠视民众生死的高官达人！不乏在灯红酒绿、醉生梦死中却粉饰歌舞升平的精英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