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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于古典情怀的小说家总是这样写道：“此生只愿长眠不愿醒”，而不停息的梦，又是精神分析家从枕头底下发掘出来的另一个世界。当妈妈每天清晨把我从床上叫起来，给我摆好早餐，递给我书包的时候，我的早熟的脑子里总是充满了一堆梦的泡沫，从小我就是个爱做梦的小孩子。现在的生活最令我感到解放的一点是，我可以爱睡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有时被邻居家的争吵声或过大的电视机音量或骤响的电话铃惊醒后，我还可以把头蒙进被子里，继续那暂停的梦境。有时你可以继续梦中的异国旅游，当然有时我再也回不到原先的梦中，无法继续与一个陌生男子谈情说爱，那时我会懊恼地想哭。
我和天天共同的生活一开始就有点像梦，我喜欢的那种纯色调的直觉性的、没有孤独感的梦。
德国人马克可能是种类似争吵声、电话铃等可以惊扰我的梦的东西。当然就算没有遇见马克，我可能也会遇见其他可以引诱我的人。我和天天的生活充满了太多小小的无法由我们自身来弥合的缝隙，一定会有外力会趁机介入。而我，可能真的不是好女孩。
那天，我在半夜醒来，发现天天已经回来了，他坐在我一边的沙发上，神情专注地看着我的脸，还有一只猫，他的怀里抱着一只黑白相间的小猫，猫也在盯着我看。在那一双绿油油的眼睛里，我看见了自己。我一下子坐起来，猫从天天手里掉下来，很快穿过地板到了卧室门外。
“你去哪儿了？”我问天天。这似乎有点先发制人，他应该也想问同样的问题。
“回了一趟奶奶家，奶奶留我吃晚饭。”天天轻声说，“我好久没去看她了，她家母猫新产了一窝仔，她送了我一只小猫，它叫线团。”他的脸上有种令人捉摸不透的温柔，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发，摸摸我的脸颊，我的下巴，我细细的脖颈。那只手有点冷，但很轻柔。
我睁大眼睛，突然有种预感，他想掐死我。可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况且他也没有这个力气。为此我觉得一种异常的歉疚使我张张嘴，想说出发生过的一切。天天却用吻堵住了我的嘴。他的舌头微苦，迷醉如雨后植物般的气息弥漫了整整一房间，然后又是那双手，雪崩似的滑过我的每一寸皮肤，这种爱使我精疲力尽，我觉得他已经知道发生的一切了，他的手指能从我的肌肤上检查得出来。那上面粘着陌生人的体液和微粒，而他的感觉一触即发，灵敏得像个疯子。
“也许我应该去看医生。”他沉默半晌，开口说。
“什么？”我伤心地看着他，已经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一切肯定非我所愿。此刻这个屋子里除了我们再没有别人，在那种气氛里他或我都没法逃脱。
“我爱你。”我抱着他，闭上眼睛，这句话太像电影对白，即使在伤心的时候说出来也有点不好意思，所以我闭着眼睛，脑子里有很多暗影在晃，像蜡烛照出来的影子。然后一堆火花猛然爆发出来，是我的小说，惟有它可以像火花一样激励我，并使我肉体存在的理由趋于完美。
写作，抽烟，哗哗哗的音乐，不太缺钱（我的银行户头上还有一笔钱足以撑到这部小说完成，事实上我和天天的日常开支都混着用，他钱多就多付一点），一句话也不用说，默默地坐上几个小时，那才叫幸福。一口气写完十几面厚的稿纸，我觉得生活的每一道缝隙都填满了人生之意义，脸上的每一道小皱纹都物有所值。
我在爱上小说里的“自己”，因为在小说里我比现实生活中更聪明更能看穿世间万物、爱欲情仇、斗转星移的内涵。而一些梦想的种子也悄悄地埋进了字里行间，只等阳光一照耀即能发芽，炼金术般的工作意味着去芜存精，将消极、空洞的现实冶炼成有本质的有意义的艺术，这样的艺术还可以冶炼成一件超级商品，出售给所有愿意在上海花园里寻欢作乐，在世纪末的逆光里醉生梦死的脸蛋漂亮、身体开放、思想前卫的年轻一代。是他们，这些无形地藏匿在城市各角落的新人类，将对我的小说喝彩或扔臭鸡蛋，他们无拘无束，无法无天，是所有年轻而想标新立异的小说家理想的盟友。
我以前的小说编辑邓给我打来电话，她是位40出头的中年女士，丈夫在日本留学，独自带着一个读初中的女儿生活。她身上集中了上海中年女性的特点，神经质的白皙，总在头上盘发髻，穿船形皮鞋和棉纤混合的筒裙，爱打听各种消息，爱在一年四季吃冰淇淋。
我在她帮助下出的第一本小说集《蝴蝶的尖叫》所遭受到的际遇是奇特的，人们都在窃窃议论那本怪诞大胆的书，关于我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双性恋的传闻不胫而走，发生过大学生在书店把我的书顺手牵羊的事件，也有男士通过编辑的手转寄给我色情照片和信，他们希望知道小说中的主人公与我本人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希望可以约一个时间在衡山路上的西贡餐厅装扮成我笔下的风流人物与我共迸晚餐，或者开着一辆白色“时代超人”与我兜风，车至杨浦大桥时我们可以在车内做ài，总之一切发生得像一宗丑闻，沸沸扬扬令人始料不及。但言归正传，在整个过程中我没有赚到多少钱，第一版的几千册书售完后就不见第二版出来，问邓，她说出版社近期运作有点问题，等过一段时间再说吧。一直等到现在。
当时我的男友叶千则说，你写的东西少儿不宜，太过了，所以那书就玩完了。这书玩完后我与他的短暂交往也告终了。
他是个吊儿郎当的不良青年，任某一大型广告公司文案制作，我在采访他们公司的英国老板时与他认识，他看上去聪明、尖刻、不太有热情，但不知是什么东西使他决定在一面之交后追我，那时我还处在矮个子前男友带来的恐男症中，我宁可在一堆女人里面寻找友谊。
但他十分有耐心地与我周旋着，在听我说完前一段失败的感情经历后，他站起身来，说“你瞧我挺高，心眼不坏，想法也很简单，我只是想深入认识一下你，仅此而已。”
当天晚上，他就成功地对我做了一次深入而全面的认识，从乳房到脚趾，从喘息到尖叫，从一滴小水珠到整个欲望的大海。
他的身体颀长优美，他的蛋蛋温暖干净，含在嘴里的时候可以领略到性爱赋予对方的无条件信任感，他的yīn茎旋转抽升的感觉像带着小鸟的翅膀，他以一种简单明了的性爱方式治疗了我的灰色记忆，恢复了我对待性的正常态度，甚至他仔细耐心地教我如何分别阴蒂性高潮与yīn道性高潮（曾经有一本书告诫说前者是坏的，神经质的，后者是好的，成熟的），有好几次他总是让我同时获得这两种高潮。
最后他让我相信，我是个比许多女人都幸福的女人。因为据资料统计，约百分之七十的中国女人在性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百分之十的女人一辈子一次高潮也没有。这是一个让人惊讶不已的数字，也是推动每个时代的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持久不衰的内在动力之一。老弗洛伊德在100年前就说，力必多无处发泄时，它就会转变为各种社会政治行为、战争、阴谋、运动等等。
与叶千相处的几个月里正逢我的小说出版，我的精神处于浮躁、兴奋难捺的状态，叶千和他带来的性，正是针对这种状态应运而生的。尽管这样的性经历难以避免地带着某种失落某种空洞，女人的天性中总不自觉地把性与精神之爱联系得更紧一点。随着小说集《蝴蝶的尖叫》以第一版告终，我的口袋里又听不到几个铜板作响（我原先希望这本书会带给我一笔钱财），我们也风平浪静地分了手，不吵不闹，不伤感也不亢迸，总之非常科学非常无害地分手。
天天是与我以前有过的男人都不同的类型，他是一个泡在福尔马林药水里的胎儿，他的复活依赖于一种毫无杂质的爱情，他的最终死亡也与爱情脱不了干系，他不能给我完整的性爱，我也做不到守身如玉。一切都是不可捉摸的，我的爱可能更多地来自于自身被需要的程度，他需要我多少，我的爱应该有多少。天天如氧气如水般需要着我的存在，我们的爱情就是一种最奇形怪状的结晶，一切来自于偶然，一切来自于笼罩在命运上的被压抑着的细微的气氛。
初秋季节，空气里带着丝烟草或汽油般干爽的味道。
我的编辑在电话里问我，“手头这部新书写得怎么样了？”
“还好，”我说，“可能我会需要一个经纪人。”
“什么样的？”她好奇地问。
“可以帮助我实现梦想的，同时防止像上一本小说集那样不讨好的结局出现。”我说。
“说说看，你有什么想法。”
“我的梦想是年轻、时髦、聪明又有野心的女人的梦想，我的新书为这样的女人而写，还应该有个巡回全国的新书宣传派对，我穿着黑色露背装，戴着夸张的面具，地板上铺满我的书的碎片，人们踩在这些碎片上疯狂跳舞。”
“天哪，”她笑起来，“你够疯狂的。”
“它可以实现。”我说，对她的笑不以为然，臭不可闻的文坛就像金庸笔下的武林，有正道与邪道之分，而不少正道人士就爱做道貌岸然，口诛笔伐的事情。
“去实现它只是需要金钱和智慧。”
“好吧，”她说，“有一些作家在上海开笔会，其中有个稍长你几岁的女孩子，嫁了个着名评论家后总是渴望从丈夫掉在地板上的头发中寻找灵感，非常有意思。你也许可以和他们见一见面，这有好处。”她说了新乐路上的一家餐馆，她也会在那儿。
我问天天想不想和我一起去见那些作家，他装作没听见我的话。他对作家有根深蒂固的坏印象。
我为挑选什么样的衣服踌躇了半天，衣橱里的衣服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一种混淆性别，宽大，低色调，穿上像幅中世纪的油画，另一种则是紧身的带着股狐气的小衣服，穿上后像“007”系列片里的猫女郎。我扔了枚硬币，选了后者。涂紫色唇膏和紫色眼影，配上豹纹手袋，西方60年代的嬉皮复古装束，正在上海某些场所兴起。
出租车带着我晕头转向地在街道上兜来兜去，开车的司机是个刚上班没几天的新手，一不留神又兜回了老地方，而我基本上是个路盲，一点方向感都没有，只会尖叫，我们两人一路上把对方弄得神经兮兮的。看着计价器上的数目一下下往上跳，我威胁说，“我要投诉，”司机不说话，“因为你在损害顾客的权益。”我加重语气。
“好吧好吧，大不了我不收你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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