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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叫田儿。爹说，不是，田儿是奶名，官名叫文海。老师又问，你是谁家的孩子？我说，是喜堂老汉的。不知道老师因为甚笑了。老师还问，你家有几口人？是些谁？我说，我家有四个人：娘、叔、爹还有我。叔是赶马车的。爹推了我一把，结结巴巴地说，他不是俺家里的人，俺家总共三个人，就他一个娃娃。
我不明白，叔成天在我家吃，在我家睡，爹咋能说他不是俺家的人？
回家的路上，爹说，田儿，爹不认得字没出息，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你可要听先生的话，念书。只要你好好念，爹就是勒紧裤带卖房卖地也要把你供养出来。爹说这话时，带着哭腔
怪可怜的。
爹是个有主意的人。他疼我爱我亲我，不过，他有他的方式，他不是挂在嘴上，而是埋在心里，这是我长大成人以后才明白的。
爹虽没上过学，可我每天放学回家后爹总要问问我学校的事，比如，老师讲的懂不懂，记住记不住，作业多不多，会不会做。我上学后学习不错，第一回考试就得了一百分。爹看着那一个红杠杠，两个圆圈，小眼亮得灼人，拿着卷子不住地点头，说，好，好！田儿，好好念，用劲念，日后肯定有出息。我见爹夸我，心里也挺高兴，嘴上却说，你就会说嘴，要是叔，保险要给我买好吃的。
爹一下蔫了，跟霜打了一样，脸灰楚楚的，眼里的光也暗了下来，长叹一声，两手抱着头圪蹴在地下。
田儿，跟你爹咋能这样说话，一点也不懂事！我奇怪地望望娘，娘今天怎么了？
自从发生了那件事以后，叔来得少了，而且往往躲着我，实在躲不开，也不像过去那么亲热了。慢慢地，叔干脆不来了。有时在街上看见他，我喊他叔，他也含含糊糊不正经答应，除非跟前再没有外人。
叔不来了，娘仿佛换了一个人，脸上的笑容少了，眼角的皱纹多了，脾气也越来越暴，动不动摔盆子砸碗，好像谁惹着了他。一到吃饭时就磨叨爹，说爹是福没福，力没力，就知道去队里动弹，就知道挑个箩头拾粪。连我也听得烦了，动不动就想呛她几句。娘磨叨时，爹好歹不吭气。那年月，把人箍得死崩崩的，别说爹，就是比爹强的又能咋，照样还不是从破五受到腊月二十三？爹受一天，才挣七分工，跟娘一样，两个合起来一天还挣不下六毛钱，还不如现在一根中华烟值钱哩！受一年下来，不够交三个人的口粮钱，不要说分红，还得倒贴哩！
上二年级时，老师就开始让我写仿。仿影是老师题的，我们把麻纸塌在仿上面描，早上写好交给老师。老师判仿时认为写得好就用红笔在字旁画个圈圈，特别好的画双圈，中等的打勾勾，差的给根杠杠。爹见我的仿上圈圈少，杠杠多，就说，田儿，不会写就问先生，不敢自己哄自己，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我一听就火了，说，这能怨我？人家用的是新毛笔，我用的是烂毛笔，秃毛笔，写横写竖一般粗，想细也细不了，以后我不写了！一气之下，我从书包里拿出那支磨得只剩下一半毛的笔摔在了地下。
爹呆呆地站在地下，像老师训我们一样，大气也不敢出。
这天晚上，爹回来得很晚。见我睡着了，就把一支新毛笔悄悄放在我的枕头旁边。后来我才知道，那支磨了半截的毛笔是爹问一个亲戚要的，人家不用了要扔。新毛笔是拿两颗鸡蛋到村里的代销店卖了，那儿没毛笔，爹跑了近二十里的山路，到了公社的供销社，碰上人家点货，爹求爷爷告奶奶好话说了一笸箩，人家看爹可怜才破了这个例卖给他。
这支才二毛八分钱的黑杆杆中楷毛笔我用了整整四年，虽然磨得不成样子，但我仍然珍藏着，并常常对儿子讲起这件事。
叔不来后，娘叫爹搬过来住，说是多一道火烟多花一份钱。不知道咋日鬼的，人们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衣服上补丁摞补丁，可光景却一天比一天难过。到我高小毕业的那年，人们连肚子也填不饱了。全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见了面都重复着一个话题：吃的。人们饿得快要疯了，吃灰灰菜，吃沙蓬，吃柳树叶、杨树叶，吃山药蔓、红薯蔓，吃糠，吃谷，吃用石灰水浸泡过的玉米皮、玉米芯吃得一个个面黄肌瘦，吃得一个个脸色浮肿。
我那年虚岁十二，个子却有一米七，瘦长瘦长，一顿吃过七十个饺子，四个碗大的窝窝头，能喝半洗脸盆高粱面拌汤。一到吃饭时候，娘说，俺娃念书，先吃吧，等我吃得差不多了，爹和娘才吃。有次上茅房，听见爹在里边嗯嗯，等了好大一会儿不出来，憋不住了，我只好进去，见爹撅着屁股，用手从肛门里掏粪
正是青黄不接的关口。那天下午，放学回家，一揭锅盖，锅里的水清得能照见人。娘靠
窗户坐着，脸黄黄的，眼红红的。爹不像往常，圪蹴在地下，而是在地下来回圪转。
人家都去偷，你就眼巴巴看着一家人往死饿？娘少气无力地说。唉，爹一愁了就知道唉，在地下转得更欢了。
田儿，娘领你出去找个吃饭的地方，总比在这里等死强。
娘忙着就要下炕，脚还没挨地，就栽倒在地下。
我抱着娘，哭喊着。
他娘，他娘，你爹不再打转了，跟我把娘抬到了炕上。
娘费力地睁开了眼，看着爹，嘴一扁，把头歪到了一边。
爹跺了一下脚，仿佛下了什么决心，一摔门，走了。
天黑了下来。我点上了灯，坐在娘身边，等着爹回来。实际上，我对爹并未抱多大希望。爹是个本本分分的人，胆子又小，一辈子没做过一点点犯法的事，村里的干部说什么他就
听什么，让他朝东，他不敢向西。入食堂时，让人们交米面，爹就把米面背到食堂；大炼钢铁时，村干部让交废铜烂铁，爹把大锅小锅齐交了。要不是娘夺得快，连那铜脸盆也一齐交了。爹这样的人不好吗？我问自己。
街门响动了一下。我跑到院里，什么也没有。外面黑乎乎的，风不动，树不摇，狗不咬，世界像死了一般。也难怪，初夏，风就不多。狗，差不多绝了种，有一两只也是村里的，跟着羊群。树，即使有风也摇不起来，树叶早让人们吃光了。我家院里那几棵碗粗的榆树，救了我家一大难，春天吃榆钱，榆钱完了吃榆叶，榆叶吃完了吃榆皮。最后裸露着白茬茬的身子，黑夜里怪吓人。回到家娘问，你爹没回来？我点点头，娘又闭上了眼睛，两行混浊的泪从鼻翼一直流到嘴角。看娘这个样子，我想哭又不敢哭。
门吱唔响了一下。这回可是听得一清二楚，随后，又听到了嚓嚓的脚步声。
果然，是爹回来了。
爹把箩头挑进家后就急急地闩上了门。爹的头像水洗了一样，湿淋淋的，还冒着气，头发上还挂着玉米花粉。爹的手抖索着，好一会儿才把塞在箩头上面那些草拽出来，底下有十几穗玉米。
大概快半夜了，就在我们一家点着灯狼吞虎咽地啃刚煮熟的玉米时，院里咚的响了一声。谁？我喊了一声。爹一把捂住我的嘴又手忙脚乱地把剩下的几穗熟玉米和剩下的王米皮收起来，环视了一下，断然地塞进了炕道里。
外面又静了下来，大地像昏迷过去，看到的只有那几棵白茬茬的榆树。
第二天清早，爹一出门就呀了一声。不一会儿，就扛进一个面袋，面袋鼓鼓囊囊，倒出来，全是玉米棒。
哪来的。娘惊异地问。
不知道。就在墙底下扔着。
不是有人害咱们吧。
管他哩，吃几天算几天，总比挨饿强。
娘想了想，没说话，却呜呜地哭了。
我想到了晚上那咚的一声，不知怎么我特别想见见叔。
刚收完夏，我们就毕业了。我在全班是最好的学生，考试老是第一名。老师说，今年的学生取得少，听说只收五分之一，问我准备报考哪个学校。我说，我不知道。老师说，你应该报范亭中学。我也想报。听老师以前讲过，南有康杰，北有范中，这是全省两所最好的学校，也是学生们奋斗的目标。可我行吗？考学校要花钱，上学校要花更多的钱，家里没有其他进项，靠爹一年四季不离肩的粪箩头能供起我吗？
中午，同学们都走了，我一个人还坐在教室里。
我不想回家。我不知道回了家该说什么。
还没拿定主意？老师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我的身边。
我哪儿也不考了。
为什么？
家里没钱。
考学校的钱我给你出。你一定要出去。老师坚决地说。听那口气，好像是个百万富翁。其实，从小学到高小，这六年来，我还不清楚他的底细？老师上有父母，下有一双儿女，全家六口人就等他那每月四十多块钱的工资。四十多块钱刚刚够买二十斤玉米面。
先去考，即使考上不去念也应该让人家知道，你是念不起，而不是考不上！临出教室时，老师对我说。
我点了点头。我不能伤老师的心。
我艰难地走完回家的那段不算长的路程，吃力地推开那两扇沉重的门。我感到精疲力竭，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了。一进门，就趴在了炕沿上。
田儿，哪儿不得劲？娘停住手中的风箱问。
不是。我懒懒地回答。
多会儿考？爹问。
已经毕业了。
我知道。我是问考中学。
我不考了，我不耐烦地说。
为甚不考了，你说！爹瞪着眼质问。
为甚？你还不清楚？
不管你说甚，反正得去考。
我不想考，我不想考，我不用你管！我从炕上爬起来，冲着爹吼叫。
放屁！爹的脸铁青，稀疏的几根黄胡子抖动着，啪，啪，连着扇了我两个耳光。
我懵了，倒不是因为爹的手太重。打记事以来，爹从未骂过我一句，动过我一手指头。老不死的，你跟上鬼了，没本事供儿子念书，倒有本事打儿子了？娘哭骂着，像疯了一样，一头向爹撞去。
爹没有动，让娘撞得打了个趔趄，坐在了地上。
现在回想起来，我打心里感谢爹那两个耳光。要不是那两个耳光，我这辈子大概跟爹一洋，在村里修一辈子地球。
三年初中二年高中四年大学，整整十年的功夫。我长成后生了，爹变成老头了，家里的五间上房换成两间土坯房了。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不多久，便成了家。爱人是大学时的同学。一分到房子，我就带爱人回了老家。
那几天，爹可神气了。放下了挑了大半辈子的粪箩头，走路挺着胸，昂着头，见人便讲，文海领着他媳妇回来了，他媳妇也是个大学生。全村的人见了爹都恭恭敬敬，有叫喜堂爷的，有叫喜堂叔的，不像以前见了绕道走，不管是大人还是娃娃，一口一个喜堂老汉。
临回单位时，我和爱人准备请爹和娘出去住上几天，见见世面，开开眼界，清闲上几天。爹说，看见你成了人我就歇心了，到外头住楼房咱庄户人不习惯。娘说，等你们有了娃娃，娘去给你们照看娃娃，说得爱人怪不好意思。
我们来到村口，有个人在那儿站着。近了，原来是叔。
叔比过去老多了，背也驼了，稍远点恐怕还认不出来。见我们过来，说，田儿，听说你们两口子要走，叔也没甚拿得出手的东西，这是点小米和绿豆，回去尝个新鲜。
叔，谢谢你。我掏出五十块钱说，你给自己买件衣服，快冬天了，咱们这儿冷。
不用，不用。你们在外头花项大，叔在家用不着。有功夫回来常看看你爹你娘，唉，都老了。
我把钱硬塞在叔的手里。走了好远，见叔还在村口站着，孤零零的，像我家门口那棵斑痕累累的老枣树。
路上，爱人问起叔，我跟她说是一个老邻居，我们两家处得不错。等回了家的那天晚上，我把家里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爱人。爱人听完后颇为感慨，说，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为什么不把它写出来？我说，现在这种气候，哪个编辑敢发？即使发表了，那后果会是什么？三年后，爹、娘和叔相继去世，我这才拿起了笔。对于爹，我不知道该怎样去评价。现在我把他以及与他有关的一些事不加修饰地写出来，至于广大读者会怎么说，我都不在乎，也不会见怪，更不会为此而难堪。我只想告诉大家，不管喜堂老汉实际上是不是我的亲爹，我是不是他的骨血，但我永远会说，他，就是我那个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