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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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大鼓书，在我们这里谓之听书。这是一件十分引人入胜的事，一到夏天我们这里总要来说书艺人，一部书说下来，少则要二三十天，多则几个月，从夏天一直到秋天。这一段时间就像节日似的，人人都有个好心情，盼着日头早点落山，早点听书，解开前一天晚上说书先儿留下的扣子，要是解不开，吃饭饭不香，睡觉觉不稳。一到傍晚就有人催促了，快点吃，听书去。你先走，俺随后就去。快点，再等一会就耽误了。好，马上就去。吃饭的人便坐不安稳了，狼吞虎咽三下五去二吃完饭，顾不上刷碗就搬着小板凳出门，去听书了。

    夏天听书是很好的纳凉方式，书场大都摆在树荫下，白天晒不透，阴凉，晚上星月斑驳，更增添了神秘感。大人们一边不紧不慢摇着蒲扇，一面聚精会神地听书，整个书场除了说书先儿老公鸭似的嗓音，阒寂无声，偶尔孩子们欢快的笑声，在夜幕中很响亮，传得很远。听书的日子也是孩子们最快活的日子，大人们都忙于听书，孩子们便像松开缰绳的野马，天南地北的疯跑，捉迷藏，摸蝉，闯关，月光皎洁的日子，还可以玩老柳树砍大刀，老鹰叼小鸡。夜深了，书场没散，孩子们也不散，书场散了，孩子们也拖着疲惫的身子追随大人的脚步回到家，快乐一直陪伴到天亮。

    最多时，一个夏天能来三四个说书先儿，走马灯似的，这个说完刚走，那个又接上气了，于是，整个夏天里大人小孩都因此喜悦而充实起来。说书先儿大都很穷苦，有的是庄稼人，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出外说书。有的是以说书为生，长年累月在外说书，混口饭吃，没家没口孤单一人，挺不容易的。不过我们这里似乎冬天没有请过说书先儿，可能是没有那么大的房子，坐不下那么多人，在外面听书又太冷的缘故吧。

    对听书最痴迷的是柳大伯。柳大伯原来在一个什么单位上班，退休了，儿女也结婚搬出去另住了，只有老两口在我们那个大杂院里住。柳大伯是个铁杆书迷，凡是与说书有关的事都热心，联系说书先儿全由柳大伯出头露面。据说，柳大伯曾经跟随一个盲人说书先儿四处流浪，听了半年书，儿子千辛万苦找到他时，是从书场里将他拽出来的。一家人都快急疯了，见到儿子柳大伯却不慌不忙说，听完这段再走，老包就要铡国舅爷了，不听听结果哪有心回去？孝顺的儿子只好耐着性子心急火燎地等了一个多小时。又据说，柳大伯很不简单，给中央一位领导当过马夫，参加过长征，打过日本鬼子，出生入死，经历过无数次战斗，腿里面至今还有弹片。柳大伯的故事我们了解不多，不过我们常常把柳大伯的故事添油加醋地向外人吹嘘，借以提升威望。无形中我们也成了小小说书先儿。

    记忆中，我只听过一部比较完整的大鼓书，是关于一个侦察英雄打入敌人内部，为共产党传递情报的故事。书说了十几天，终于到了最紧张的时刻，一群国民党特务怀疑那个侦察英雄正在窃取情报，将他堵在了机要室里，在这万分危急时刻却戛然而止，说书先儿离席收钱了。我们小孩子是不交钱的，那些大人们来的时候都准备好了零钱，每次只交几分钱，多的也不过一毛钱，说书先儿捧着一顶破草帽挨个收钱，给了他就收，不给他也不说难听话，继续往下走，交不交钱全凭自觉。正在节骨眼上，大家都想听下文，谁也不肯走。柳大伯比别人更急，那个侦察英雄仿佛是他的战友，他的英勇故事把柳大伯带回了遥远的过去，柳大伯主动站起来说，别收了，我给你一块钱你赶紧接着往下说。大家都把目光投到了柳大伯身上，要知道，那时一块钱足够一家几口人一天的生活费。说书先儿自然很高兴，接过柳大伯递过来的一元票子，嘣嘣的敲响了鼓，拉着长腔说唱起来。

    那时候说书先儿很多，有时候这个还没走那个又来了，两个说书先儿在相距不远的地方摆开阵势，争抢听众。这可是要真本事的，没有两下子看家本领，大家都不听你的书不说，还丢面子，以后要想在这一行当混下去，就不那么容易了。不过，这样的情况极少发生，说实话，那些说书先儿没有两下子也不敢出来闯荡，更多的时候是每人都能招来一群听众，平分秋色。说书先儿一旦开讲，观众基本上也就固定下来了，很少有两边串场的，因为每个说书先儿说的书都极精彩，极富吸引力，只要听个开头就不得不听到结尾，若是特殊原因不能听完整，那就像害相思病一样，脑子里老是念叨着那部书。

    现在生活富裕了，却听不到大鼓书了，更找不到那份美好的感觉了，那部听得惟一还算完整的书在我心里扎了根，至今回忆起来还记忆犹新。

    多想再听一次大鼓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