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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亮哥说,你离开黔东南,总得写点什么。2005年1月的一天,我驱车从凯里去广西,车刚到凯麻高速的时候,手机响了,是银行的一位副行长打来的电话,他说行长已经安排好了,晚上请我在湘里人家吃饭。因为事务所迫,我提前起程了,未能赴约,心里充满了歉意。回首一看,凯里已经远了,天空中下着小雪,远近的山岭,碧绿之中,透出几分银白,低矮的松柏,却更见苍劲。是的,我的确该写点什么。我在黔东南生活了整整四年,在时间的长河中,四年,不过是短短一瞬,但是在我的人生中,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在黔东南这片充满热情、快乐和活力的土地上,我从一条羊肠小道,跨上了希望的高速路。然而,在高速路给我的畅快中,却有几分惆怅:这些山,这些松柏,这些峡谷和流泉,无一不在向我诉说着什么,我是要真正离开这个地方了,但是,我能说些什么呢?是让我说,别了,黔东南?
我在黔东南的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电视台的一位记者坚持要采访我,让我做一个专题,说在我快要离开的时候,无论如何,还得给黔东南留下点什么。再三推辞,盛情难却,我接受了他的采访,他把专题取名为“儒商xxx”我深感惭愧,其实我根本就称不上什么儒,更不愿做什么商人,从小时候在课本上认识威尼斯商人中那个狡猾的犹太人时,就对商人没什么好感。在黔东南的四年,我一直想从商人的团队突围,越过狡狯和奸猾,去寻找纯朴和性灵。在黔东南州林校一个简陋的小礼堂里,通过诗歌,我找到了我寻找的东西。那一次,我认识了亮哥——朋友们都这样叫他,一个身材高大,举止儒雅的诗人。由于诗歌的力介,我们一见如故。在晚上的酒席上,亮哥频频举杯,豪气满怀,酒兴所致,妙语连珠。我也抛开了矜持和谨慎,进入豪迈与激昂,开怀畅饮,酒入豪肠,忽见窗外,天空湛蓝如水,一弯新月如画。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火锅、白酒和文学的聚会。在环城路山脚的小酒店,在洗马河边的小饭馆,在清水江畔的小饭庄,到处都有我们身影、快乐和笑声,每当酒到酣处,情至深时,我们也对酒当歌,戏叹人生几何!2003年春天,新绿扶疏,繁花盛开,我们从火车站上船,顺清水江漂流。这一次我认识了温柔敦厚、豪气盈怀的波哥。波哥原在某县做过县委副书记,却是至情至性之人,嬉笑怒骂皆是文章,抑扬顿挫自成诗歌。在火烧寨一下船,波哥便率先脱去鞋袜,第一个和清水江做亲密接触,清水江粼粼的清波也率先激起波哥的诗兴。“啊,清水江!”这对别人来说也许不是诗,出自波哥之口,却由不得不是。在早春蔚蓝的天空下,在清水江的沙滩上,他伸开双手,敞开胸怀,面朝江水,春暖花开,谁能和清水江畔的空气做如此激情的拥抱?他的声音激起小鸟飞翔,草木摇曳,花香荡漾,波光明灭,焉能不是好诗?他一挥手,一石激起数点波澜,一个漂亮的水漂把我们引向遥远的童年,焉能不是诗人?是的,波哥不能是政治家,只能是诗人,不能是小说,只能是诗!
火烧寨坐落在清水江畔,一片平畴,村舍散落,菜蔬青翠,炊烟缭绕,狗吠鸡鸣,时值油菜花开,好一派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波哥说,火烧寨因清军逆水而上,一把火烧了整个寨子而得名,而且这里还出了一名英雄。中午,我们在一户农家吃饭,男主人忙于农活,女主人热情地招待我们,拿出了家里最好的菜肴:腊肉和米酒。在英雄的故乡,我还认识了一行中波光诡秘、剑走偏锋的子建。子建是记者,行踪飘忽,才气盎然,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和七步诗的作者是否有一些渊源。我们喝酒,他就吃饭,埋头苦干,到我们该吃饭的时候,他便酒兴发作了,停箸举杯,颇有挑衅的味道。我一直没有读过子建的作品,但我能想象,他的文字一定挟着几分怪侠之气。
多少年来,我四处漂泊,居无定所,所到之处,皆为驿站。奔波总是伴生着尘土,在尘土中,我已无暇顾及周围的人和事,多少岁月、姓名、面孔纷纷远去,甚至连自己的姓名也丢失了,在陌生和孤独中,我已经无法恢复和一株草、一棵树的对话,更遑论人的心灵,但是,在黔东南,我的声音找到了回响,这些对话涓滴积聚,足已汇成一条河流,就象奔流不息的清水江,它虽不是什么理想主义的强音,却能荡涤世俗的荆棘,穿越物欲的藩篱,成为喧嚣的街市一种浸润心灵的清响。我从来没有想到,在这个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的时代,我会在黔东南遇到那么多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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