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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上访的这几天，杨锐正一个人偷偷地钻在实验室里突击进行着自己的实验。
他的“车辆自动拒水风挡玻璃的元素构成”和“普通拒尘玻璃的研究与制造”两个研究项目都已接近尾声，还有一些验证性实验没有搞。如果这些实验成功了，他就可以撰写论文和结题报告了。以前，他都是利用工余时间搞实验的，这一下，他落聘了，下岗了，他即将离开玻璃厂了，如果不完成这些实验，以后就很可能没有了实验的场所和条件，这两个很有希望的项目就很有可能夭折。他很着急。招聘名单已经公布，这就意味着他已经不再是玻璃厂的职工了，好在试验室的钥匙还在他手里，实验室还没移交，他要抓紧这段时间加大马力开快车，突击完成这些工作。他不能大大方方地去实验室，只能趁院子里没人或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溜进去。进去了，便赶紧关了房门。他不敢开灯，窗帘也必须堵得死死。房子里的光线非常黯淡，他只能摸索着凭经验调配实验材料和试剂，不是这样儿多了，就是那样儿少了，一个实验往往要反复多次。
这一天，他正进行着一个实验，马上就要成功了，突然有人敲门：“咚咚咚！”他吓出一身冷汗，赶紧收了摊子，将一切东西摆放在原处，心里立刻做出反应：如果是高登进来，就说我在整理器材准备移交。一切收拾完毕，门敲得更紧更响，他用衣袖擦了擦额上的汗水，应了声“来了”，便去开门。
门外站着两个陌生人。
其中一个抢先问道：“这位先生，请问您是杨锐吗？”
“是。我是。”
“这位是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老赵同志。我是省科协的，姓宋。”
杨锐热情地招呼他们回家去坐，两人谢绝说：“我们这次来，是想看看您那两项被列为国家十五规划的课题的研究情况。这是您的实验室吧？我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杨锐将两人引进实验室。
这是一间只有十二个平米的破旧房屋，里面被一张实验台、五个仪器架和三个药品柜挤得连人站的地方都很紧张。
省科协的宋同志皱了皱眉头问杨锐：“去年，省上拨给您的五十万元建设实验室款和十万元实验经费早已到位，厂里怎么还让您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实验室建了没有？”
杨锐被这问话问得蒙头转向。他根本就没听到过有这么一笔款子。他红了红脸说：“厂里从未说过有这笔款。”
“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杨锐说：“不知道。”
老宋眉头紧锁，沉默不语。
杨锐便拿出自己两个项目的有关资料和实验数据，将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了详细汇报。两个人针对项目讲了一些具体的指导意见便走了。
杨锐快马加鞭，在移交实验室的前一天顺利地完成了全部实验。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些天，他一有空闲，就思考省科协拨的六万元到哪儿去了。他找不到任何答案，唯一的只能怀疑被高登私吞了。每每这样想，他便气得浑身哆嗦。他一连几个晚上没睡着觉，翻来覆去地想着对策：如果真是高登贪污了这笔款，我一定要告他，把这笔款追回来。尽管我已经不在厂里了，可是这是国家的财产呀！我一定要追回它，好给后来的人建一个像样的实验室，让他们能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工作和研究。又一转念：可是万一这笔款不是被高登贪污了呢？那我不就犯了诬告罪吗？
正在杨锐举棋不定进退两难的时候，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来人找他了解情况了。原来，老赵和老宋临走时，将这事向市纪检委作了反映，要他们务必查清这六十万元的下落，并汇报省科协。
通过秘密调查，市纪检委已经基本查明，这笔款被高登和原任会计两人私分了。会计分得十万，其余五十万都被高登吞了。
杨锐气得牙齿咬得咯嘣响。在这件事情上，他什么都不知道。可是他知道高登的其他一些罪行，便一古脑儿向纪检委的同志讲了。纪检委的同志听得大惊失色。
既然把一切都说了，便一不做二不休。杨锐跑回家，取来姚春临走时交给他的那封信，原封不动地交给了纪检委的同志。他想，这封信一定是反映姚春和高登之间的隐秘的，肯定包含有高登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最恶事实，肯定是投向高登的一颗重型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