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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大学为此不得不“大学变小学”这年度北大共招生2665人，其文化程度为：高中171人，初中2142人，小学79人（不包括短训班）。据1972年5月8日，国务院科教组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试办补习班的报告反映：北京市11所高等学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2％，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20％。例如，有的数学系的学生竟闹出1/2十1/2＝2/4的笑话。广大教师欲教不能，欲罢不忍，严重降低了教学水平。也有少数工农兵学员，经过文化补习和刻苦自觉，掌握了较高的专业知识，并在以后的四化建设中发挥自己的才干。
为了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工农兵”学员在校期间必须接受学工、学农、学军锻炼。学工到工厂车间与工人阶级打成一片，体验实际生活，从思想上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学农除了学校轮流派遣各班到农场翻地、种植、施肥外，还要集体到农村劳动锻炼的活动。几十个人分住在农民家中，与各家的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军是到部队住到临时军营里，操练，瞄靶射击，进行拉练长途夜行军。工农兵学员们自编了工农兵学员之歌:迎着灿烂的阳光，肩负党和人民的希望，我们工农兵学员，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带着工人阶级的委托，带着贫下中农的期望，带着革命部队的传统，走向教育革命的战场。壮志凌云，红心朝阳，永远和工农相结合，前进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迎着灿烂的阳光，肩负着党和人民的希望，我们工农兵学员，青春似火，意志如钢。努力攀登科学的高峰，要为无产阶级争光，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面向三大革命的课堂。又红又专，茁壮成长，永远和工农相结合，前进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
不久“反回潮”、批“克己复礼”的政治逆流波及到学校，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深入开展。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考生张铁生在考卷背面写给省委领导的一封信，并加了编者按语。江青、张春桥抓住这件事大作文章，攻击搞入学考试“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复辟”是“反攻倒算”并把张铁生吹棒为“反潮流的英雄”掀起了批判“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的浪潮，使得教师无法认真教课，不敢严格要求；学校也把考试制度一律改为“开卷考试”、“开门考试”在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中，工农兵学员参加学校各级领导班子，实行所谓“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实行所谓“掺砂子”、“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取消了考试，没有了选拔的标准，使得那几年的大学从招生到教学都很不正常。招生时，几乎没有公正可言。推荐本是中西方选拔人才的最理想制度，但它的操作性要依靠高度的诚信和法制做保障，这两条中国社会当时都不具备。不能说在“工农兵学员”的推荐中，丝毫没有体现公平，但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下，它主要是依赖权力和人情在运作的，特别是“文革”后期中国社会中派系林立，更导致了这一政策的变形。这种制度在当时鼓励了很多青年采取以表面的政治热情去改变命运的生存方式。“工农兵学员”制度的出现，其实是上世纪50年代“调干生制度”（在有革命经历的青年中选拔，直接保送上大学读书）的延续。只要有关系，只要政治好，文盲也能上大学，像白卷英雄张铁生一样上大学。那时有一部电影，叫决裂，很能说明。那电影一个情节是选拔工农兵大学生，就是比谁的手上老茧多。手上老茧多的才能上大学。一个情节是，一个老教授给工农兵大学生讲课，讲的是“马尾巴的功能”结果，这个教授遭到工农兵大学生的批判。应该说，在这一时期“工农兵学员”的出现，曾起过大学生断层期的替代作用，它在大学停止和恢复高考之间承担过的历史作用，还有待于历史评价。在1970年至1976年持续了七年时间里，全国共招收工农兵学员94万人。中国的高等学校总算是恢复起来了，中国人才增长的链条总算没有断，中国文化教育的薪火总算传承下来。这一点，在十年动乱中，算是难能可贵的。随着“文革”结束，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工农兵大学生”招生制度寿终正寝，成为一个历史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