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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指着旁边椅子招呼：“肖华，你过来，到这里来坐。”
毛泽东略作停顿，深深吸口烟，又缓缓吐出，叹一声道：“马援之后，是一代不如一代”
红旗车轻快地驶行在柏油马路上，车轮沙沙作响。
段苏权靠于后座椅背上，默默望着车窗外：北京变得陌生了。蝉仍在路边的树上拼命叫，可是两侧的高楼大厦院墙已经刷满大字块，遍贴标语和大字报。每一座院，每一栋楼都有高音喇叭在响，或是激昂的乐曲，或是充满火药味的“勒令”、“声明”、“批判”或是打倒什么人油炸什么人枪毙什么人的口号将军有些迷惘，有些担忧，有些激动，也有些隐痛。
几个月前，他和所有驻外使节一样，接到外交部通知：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
少奇同志讲“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对于刚刚从炮火连天的老挝回到北京的段苏权来讲，这“文化大革命”就更有些不可思议！怎么会这样个搞法子？
段苏权不理解。
他微微合上眼，但觉得朦胧中浮出无数冒火的眼睛，还有张开成不同几何形状的嘴巴和扭曲的面孔，宛然是躁动不羁的海。对了，那是在外交部礼堂，造反派们大吼大叫，脑子被各种粗野的声音塞得昏沉沉，重甸甸。他还依稀记得那位受人尊敬的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3年前还曾一道议论工作，如今被那些粗野的声音一会儿呼上台“交待”一会撵下台“认罪”眨眼间，这一切都消失，他看到的仍是红旗和大字报的海洋。
他忽然想起了陈毅元帅，心里便充满感激之情。
那天他接到通知去到群众中去，那是组织上的通知，说陈老总要与“造反派”见面，让党员注意情况。必要时就挺身而出保卫老总的安全。那一刻，将军热血沸腾，仿佛又回到红军时代，回到金戈铁马的战争年代，他抖擞着精神去了，随时准备重显军人的气魄风姿。
但他没用上武，也许陈老总“气吞万里如虎”那声威震人，没有哪个造反派敢对他无礼“对话”顺利结束。
陈毅元帅下来看到段苏权，朗声招呼：“苏权同志！”
“老总！”段苏权敬一个标准的军礼。
陈毅声若洪钟：“苏权同志，你们是军队的么，不要在外交部了，到总参去么，到总参去参加运动！”
陈毅元帅用意深沉良苦，段苏权终生感激难忘。有老总这一句话，段苏权率领驻老挝桑怒工作组马上回到总参。住三里屯二部宿舍，虽然楼梯旁写着“打倒段苏权”的标语，但是军队不像地方那么乱，日子好过多了。不戴高帽，不罚站，也没有“喷气式”每次批判会都是坐着参加。虽然受批判，还有茶水喝。检查是严格的，但这种日子要比地方干部好过多了，他终于顺利通过了汽车放慢了速度。段苏权看清，已经快到三座门。
凯山丰威汉率代表团来京，一方面通报情况，另方面自然又是要求援助。
段苏权心里明白，他的回国，说起来是参加“文化大革命”究竟何时结束？谁也不知道。1967年元旦后，中央决定将驻桑怒工作组改为桑怒联络组，只剩李文正同志等几个人了。国内“文化大革命”波及到联络组，因此发生了某些歧见和矛盾。但根本的原因还是越南想搞印度支那联邦，不愿有第三者同老挝发生直接关系，使工作组有种种不便。早在1965年12月3日，彭真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老挝代表团谈话中，段苏权便听到了中央关于撤工作组的想法。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段苏权同志这个工作组的问题”彭真望着凯山，诚恳他说：“这个工作组的任务就是帮助你们做点调查研究。至于帮助作些调查研究以后怎样下决心，怎么样做，那是凯山同志你们中央的问题。那由你们决定，也只能由你们决定。所以，我看他那个事情他也就只能做那么多。再多，也难做多少。”彭真将目光转向段苏权，用手指点着说：“我给你讲了个悲观失望的话。提出个问题：现在这个工作组还需要不需要在那里？”彭真重新望住老挝同志：“请凯山同志，请你们中央考虑。如果说不需要在那里，请你们提出意见。什么时候我们部分地或者全部撤回来。”
凯山说：“关于段苏权的工作组，根据我们的看法，还是可以维持现状。”
彭真很客观地重复一遍：“他们是不是还需要在那里。根据你们的意见。”
老挝同志的挽留，很重要的一条原因是：有中国的工作组在。他们能多得一些独立性。中国给老挝的援助可以全部拿到手。中国同志不在了，这些援助就会被越南人扣下一部分。
但是，援越抗美是大局。五六十年代中国的主要敌人是美国。这是因为美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采取敌视政策，从实行经济封锁，阻挠解放台湾到阻止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还在中国周围建立一系列矛头指向中国的军事基地和侵略性军事集团。这种形势下。不抗美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就一天也无法生存下去。直到六十年代未七十年代初，随着共和国的逐步强大和美国霸权地位日趋衰落，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不断破产，中美关系才出现少许新的转机，尼克松政府开始表示要与中国对话和改善关系。这些已是后话。
1968年9月，凯山丰威汉同志委婉地建议联络组负责人李文正同志回国休假，在很短时间里连续几次建议。联络组同志将这个情况报告中央后、中央决定联络组全部撤回。
行前，苏发怒冯亲王夫妇举行家宴欢送中国同志。联络组的同志们开始不准备参加，后经请示中央，中央要求他们参加，联络组的同志才参加。
就是这样，老挝人民党副总书记诺哈仍然对联络组表示了挽留的意见。中国的援助对老挝来讲，毕竟还是很需要的。当然，这些都已是后话了。
然而，友谊是长存的。这次凯山丰威汉来北京访问。
段苏权多次陪同。毕竟是睡过一个山洞，吃过一锅饭，双方仍是亲密、随便、彼此无间。
今天，周恩来要宴请凯山丰威汉率领的老挝人民党代表团，段苏权自然应邀作陪。由于“文化大革命”地方上混乱，宴请地点设在了三座门总参招待食堂。
段苏权提前半小时到达，参加重大活动，他总是留点提前量，以免路上且到“万一”而影响工作。
工夫下大，肖华、刘宁一等同志陆续来到。大家彼此握手问候。都是“黑帮”来的不易，幸亏有总理点名。大家心里明白总理点名让来参加宴会的意义，这是一种无言的政治保护——你们不说是黑帮吗？总理可请他去参加重要宴会了！这是无声的表态。
周恩来总理和凯山丰威汉来到后，宴会开始。宴会摆了两桌，正在受冲击、名字已被倒写在大马路上被人践踏的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很自觉很知趣地坐到了第二桌上。
周恩来同凯山丰威汉聊着什么，一边扫视桌子四周。
忽然，他扭过头来了望见了肖华。
“肖华，你过来。”周恩来指着旁边椅子招唤：“到这里来坐。”
于是，肖华起身坐到了第一张桌旁。
这又是无声的表态——你们不是要砸烂总政“阎王殿”吗？我请肖华坐到身边了。
段苏权参加宴会回来，把这件事告诉妻子蓝平年：“这是对肖华同志很大的保护。”
江育在桌上照例是争抢风头，喋喋不休。后来中央文革请凯山同志观看芭音舞剧红色娘于军，段苏权陪同凯山进入休息间时，雷英夫同志也来了。接着，江青进来，她摆一副大人物的架势，和大家招呼，自己大模大样坐下后，又开始自我表现。谈到她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时，雷英夫说：“我们同在二班。”段苏权当时是在三班，和江青在延河一道游过泳，但他没有讲。
他是个从来不攀高的人，淡泊宁静。安于本分。当初前往芒赛、南塔调研。在昆明还闹个不是笑话的笑话。
“那次到昆明往招待所，他也没找熟人战友，更没兴师动众让人去预作安排接待，一切照规律办事：到达之后，直奔接待室，同所有旅客一样，填写住宿登记单：段苏权，男，48岁，湖南茶陵人。干部，工作组组长，6级。
登记之后交给服务员，服务员看登记表，又看看段苏权，抓起圆珠笔在“6”字旁边添一道，成了“16级”
难怪，组长也不过是班长的意恩，再大的班长也顶不到天，怎么可能是“6级”？一定是丢了一笔，实在说“16级”可能也是虚报呢，想住好房子罢了。
服务员改过之后，翻翻住宿本，大笔一挥，将段苏权打发到3人一室的一个大房间去了。
段苏权看看那个“16级”笑笑，什么也没说，拎起旅行包就住进了大房间。
过了一天，老战友陈康听说段苏权来了，忙赶到招待所探望。这位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查遍所有单间也没我到段苏权。
“他没住这里吧？”服务员纳闷。
“不可能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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