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之春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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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那好，你就来吧！赵光义磨刀霍霍，等着赵普上门试刀！
14日，赵普来了。啊！你终于来了，知不知道我很爱你？天天都想见你？不用回去了，就留在开封吧！还有，朕要给你个最高官职，三孤之一——太子少保！其他官衔想必你也不会再看上眼了，那就都还给朕吧…当时都有人在暗笑——太子少保？好大的官啊！可请问我朝现在有太子吗？你保个什么啊？但谁也不知道赵普这时心里也是乐开了花。达到目的了。他就是要丢掉这些烫手的官衔，脱离地方，回到开封天子脚下。要知在地方上，有无数混帐无赖们都争着抢着帮赵光义找他麻烦。这样搞下去，终有一天赵光义会理由充分地杀他头。
与其受小鬼欺，不如直接面对阎王！回到赵光义眼皮底下，一举一动让全天下人都看得见！无论如何，都比不明不白死在外面强！
顺利拿下赵普后，赵光义又做了2件让历代文人顶礼膜拜之事，让文人们从春天直接进入了盛夏！
修书，在我们民族文化内核中例来都是件经天纬地的大事。除传承文明的基本功能外，更多的是种象征意义。凡有这种以国集书，继往开来的行为，都代表那个时代是昌盛富足的、当时那位国君是圣明贤良的。如《永乐大典》之于朱棣，《四库全书》之于乾隆。
3月17日，刚做了5个月皇帝的赵光义命翰林学士李昉等10多人编纂92类、500卷的小说类书《太平广记》和55部、4558类、征引各种书籍达1689种、478.4万字、1000卷的百科类书《太平总类》（赵光义爱读书是史上出了名的。《太平总类》因修成后供赵光义御览，每天3卷，1年看完。因此改名《太平御览》）
接下来赵光义做了件更大的事——修崇文馆。
回顾历史，不管国家怎样动荡、生民怎样涂炭，我们从不曾扔下自己手里的书本和心里一直固守着的文化信念！就在五代这样的乱世，都一样存留着“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它们就是当时官方存储天下图书，集纳世间才俊之地。
但它们此时早已破败不堪了。宋太宗亲自到三馆看了看，摇摇头走了。随即下令在左升龙门东北为三馆选新址，即日起昼夜施工，不惜成本，要好要快，要比皇宫还要美观精美！就连馆内亭台楼阁的设计图纸，都是皇帝亲自画的。
太平兴国3年（978）正月，新三馆建成。开光之日，举国瞩目！迁旧馆之书分贮两廊。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为史部群书。分“经”“史”“子”“集”4部6库图原有12千余卷，平蜀得书13千卷，平江南得2万余卷。又下诏开献书之路，于是三馆篇帙大备，正副本凡8万卷。
2月1日，刚做了15个月皇帝的赵光义赐名新三馆为“崇文院”借此诏告天下“扬文抑武”的决心！
就这样，文人们的盛夏来临了，而武将们的严冬就此开始！
回忆一下一手创立大宋兵制、打压武人气焰的宋太祖赵匡胤，都对边境上军队实行“一国两制”边防军可随意动用当地财政赋税收入、可独立从商牟利、对内对外甚至对异族交易都可，且一律免税。且可随意动用赚来的钱招募勇士、收买间谍、奖励士卒…总之想怎样就怎样。这都不算，赵匡胤在开封城里给这些边关大佬们修别墅，规格之高连施工官员都看不过眼而上报“这不对！都超过皇室成员的规格了”赵匡胤却大骂“不懂就闭嘴！边关将士远比什么皇室重要！急速造来，无使复言”
到赵光义时代又怎样呢？远征北汉的禁军刚一回国，赵光义就立即向全国所有节度使们下了条死命令——把你们家属的名单全部上报！然后按名单要人，限期到京！把这100多高干子弟都补充到殿前司，去干些承旨之类的贱职，就此圈养！
这是在做什么呢？人质！对！赵光义已把部下们当成了各封建属国，要他们送自己儿子进京为质。以后听命令服指挥就一切都好。不然你们儿子们就会人头落地。
是可忍孰不可忍！职业军人们本已开始淡泊的血性杀气被空前的危机感再次唤醒，每个人都不自觉握住了刀柄。但就在这时，京城里出现了一被当时士大夫们所激赏、更被后世文人们全体称颂的“文明”之举。
国家第一军人枢密使曹彬，无论什么时候，走在哪条街上，只要迎面遇到了士大夫们，他定会“引车避之”武将们的领袖也低头了，且据说是心甘情愿的…这是怎样一盆凉水啊。浇得大宋全国武人们都垂头丧气，心灰意冷。就从这时起，掌管全国军务的枢密院地位，从五代时的领袖朝廷到宋初时的与中书省分庭抗礼，到这时就只能退居次席了。
有的人忍了，可有的人站了出来。曹翰站在赵光义面前冷笑着说“作诗有什么了不起？以臣看来，那些酸丁们写的还远远不够瞧！请听臣赋诗一首——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他日燕山磨峭壁，定当先勒大名曹”好诗！赵光义击节叫好。诚然，名将曹翰文武双全，且人生经验丰富，随便意与气合就能成佳句。但皇帝只是叫好，完全无视诗中愤怨之气，转过身来就再次对文人加恩。
对大宋的重文轻武，笔者还有些其他的理解。诚然政治上，大宋的文官权力要比武将高出百倍等级。但在生活享受方面，那些节度使武将的纸醉金迷比之宰执之类的文人高官却也不遑多让。当年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时就承诺大家高官厚禄。另外这一做法也不妄杀任一位功臣武将。终两宋319年，被杀的大将只有岳飞1人。岳飞之死另有复杂的政治原因，不可据此判断大宋官家们对武将的猜忌之心。总之大宋朝的武将们不必像韩信、徐达一样担心功高震主后的生命危险，且还可享受着骄奢淫逸。这便是笔者对‘重文轻武’这一大宋朝祖宗家法的一点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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