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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船之后，再走15里的山路就到我家了。”每次说起我家，我总是这样对别人解释，他们半信半疑地看着我，仿佛这段路已伸出了地球，在地球外的一个丛林里才是我家。
我们山里没有火车，天空晴朗的时候可以看看象蚊子一样从头上飞过的飞机，那时觉得，坐飞机一定幸福得跟爸爸去赶集一样。而火车呢？同年人谁也说不清楚。一直到了上小学三年级，学校来了个新校长，他的儿子插在我们班上，我们才在校长儿子神话般的解说中有了零星印象。他说，火车快得没法把头伸出车窗，否则，头就被风吹走了。他成了我们班的英雄，因为他坐过火车，后来他当了班长。我们也想，他当之无愧做我们的班长。
再年长一点，对火车和飞机的奢想一点一点淡忘了。
第一次坐着火车离开福建是1992年，在人流中，我连头也没回就拥上了北上的火车。那个时候，很多熟人都南下厦门、石狮，惟独我，象民工一样窝在硬坐车厢里往北走。他们去打工赚钱，而我则象一个没出息的孩子，去北京读书。
火车远离了福建，我趴着车窗往外看，铁轨两边无限延伸的平原，让人感到心里空空的，没了依靠，也没了安全。经过一夜的折腾，我睁开惺忪的眼，望着周遭陌生的脸孔，竟想流泪。
第一个寒假回家，坐的是假期增开的火车，而且是慢车，从北京到福建需要50多个小时。那趟车上，除了学生就是民工，在乱轰轰的人群中，我上车不久就病倒了。全身发冷，护着我的是同班的一个女孩，也来自福建，我斜靠在她身上，一直处于半睡半醒状态。她满车去帮我讨药，在那车上居然没讨到半个药片。增开的车上没有医疗室，列车长跑过来探问，要不要下车去医院？下一站是苏州了。女孩也小心翼翼地问我是不是挺得住。其实我们都清楚，我们俩身上的钱加起来也凑不足50元，下车能做什么？
火车进入福建境内时，我的精神慢慢好了。
我和女孩一直到毕业都是好哥们，毕业后她回福建了。
新年的第一天，想给她打个电话，却想不起她的号码来。
毕业后的第二年，一个人去山西的一个小县采访，在北京开往大同的火车上，满车都是大同话，听到这种方言我就想到刀削面。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去大同了，上次是和同学一起热热闹闹地去看云冈石窟，啤酒加花生，穷开心了一路。这次的孤寂，竟有些走不到尽头的感觉。
下车时，我的鞋找不到了。我想象不到只穿着袜子下车是一种什么滋味。我站在地上不停地骂人，也不知道骂谁。列车员过来帮我找鞋。庆幸的是，在离我好几组的铺位下找到了鞋子。
我的心情莫名其妙地好起来。换一趟火车再坐三个小时，没了那种无边的感觉，想想下车时有人来接，而且是大学同学，竟有些开心了。一年多没见面的同学毕业后回到了他们县政府工作，他曾是我们学校的稿手，一年要挣上万块钱的稿费。不知他在小县城还写得出东西么？
又一年后的夏天，我们单位的全体人员去草原过周末，人多了，气氛自然很好，我们把社长、总编凉在一边；熄灯后，大家点着蜡烛在车厢里喝酒聊天，平常不说的话现在都肆无忌惮地说了。一个很乖的女孩在车厢的吸烟处向我要要了一支香烟，她从来不沾烟的，我帮她点着，看着她那不美的脸孔和不雅的姿势，我发现她比任何时候都真实。
她一只手握着啤酒，一只手夹着烟，突然转过头来对我说：堕落的女人真幸福！
我不知做何回答。
虽然现在更多的时候不用坐火车了，但想起躺在火车上听着铁轨的声音，不知不觉有一种沧桑感。火车穿过黑夜，总是期待远处的亮灯。许多车站都不止一次经过，但每一次的感觉都不一样，也许车站没有变，而我变了。
不久前坐火车去杭州，想起有人来接我，一个没见过面的人来接我，心中就有一种莫名的期待，也许她不漂亮，也不真实，但这种期待一直延续着-----延续到我出了火车站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