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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波提切利和达芬奇的遥远的回音。那幅名叫暴风雨的甜美而晦涩的画令他尤为迷恋。后世的艺术史家根据那种威尼斯早期绘画所特有的生涩的精美风格而判定它为乔尔乔涅和提香最早的老师贝里尼的作品，殊不知那金色池塘其实来源于年轻画师对修道院那天早晨的林间水潭的回忆。
“上帝把人类分为两族，该隐的后代和亚伯的后代，一个被诅咒，一个被祝福。你就是该隐的后代，你这个被上帝诅咒不得好死的画师”这是后来许多人对他的评价，而我当时选择沉默不语。那时拉斐尔最后的荣光像夕照一样映照着整个意大利的天空。我则只留下了一篇十四行诗的断章“你读别人的文笔，却读我的爱”人们甚至不知道这句诗是为谁而写。半个多世纪之后，同样的诗意被莎士比亚用更甜蜜更圆润的音节表达出来，当然，他对我的这句诗一无所知。像常青藤淹没了枯树，莎士比亚的诗句湮没了我的诗句。被诅咒了的不仅仅是来世，也是今生。“永罚”其实从画师尚在人世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而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我的宗教观念十分混乱，介乎于否定神的存在与肯定神的邪恶之间。值得称道的是我也许绝不是一个迷信的人，意大利人的宗教通常体现为迷信和偶像崇拜而非信仰。人类的平衡，本就是太脆弱的东西。
这些已经是后话。
“上帝死了，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庆祝人类精神终于从漫长的神权时代解放出来了？是证明人类终于获得了独立于世自主存在的能力？还是表明人类从此将免于一切形式的权威的羁绊？”他似乎在疑问，又似乎是在自言自语。
人生中的冒险与艺术上的冒险在十六世纪仍然是不可分割的。幸福为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所妒嫉的，他们认为幸福是自己的专利，况且有时候，幸福连他们也不可得。至于基督教的上帝，则认为尘世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会损害灵魂的永福。因此，无论从任何一种角度看，幸福都是不被允许的。
“上帝不死，只是人类敬信上帝的心死了。换言之，上帝不死，但人类采取了一种‘死’的态度存活于上帝之中。也可以说，上帝的确死过，它看到人类通过杀死自心的方式，来杀死上帝。人类的可笑就在于，明明杀死的是自己，却以为死的是别人；明明是一个自杀行为，却以为是他杀。随着‘上帝死了’人类正陷入绝对的空无或虚无的境地，世界成为荒漠，人成为碎片，依赖于即成‘意义’生存的方式已被埋葬。因此，人的‘复活’必须依赖于人的自我的绝对超越。另一方面，‘上帝死了’不仅将人的自我还给了我们自己，由此绝对的孤寂和无依无靠成为人的现实。然而它也释放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使人类获得绝对的自由——这是一种由痛苦而自豪、于绝望中获取力量、陷迷惘而信念不移的终极体验。因而，存在是一种选择，我们只能凭借强力意志或存在的勇气而不是凭借知识或理性才能生存下去。”
那天，摊开在画师面前的是整个世界，还有世界上所有的早晨。
然而，伴随晨光而来的古板修道士铁青的面庞，画师被关进了威尼斯的牢房。我答应将他释放，威尼斯长官判处其绞刑。次日傍晚，在玫瑰红色映照的天空下，我将他悄悄放逐。此事引起一阵轩然大波。
画师二十岁那年夏天以其肆虐的霍乱为威尼斯人所铭记。正午白炽的阳光下，一座座山墙洁白得耀眼的房子一片死寂。那一瞬间他仿佛看见死神的镰刀划过正午麦浪翻滚的田野。收割完毕。
声称上帝死了的画师在这场霍乱中丧生，也许这是个注定的事情，在霍乱中幸存下来的人微乎其微。然而，后世也有许多人认为这是一场蓄意谋杀。
“上帝死了”的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将人推至了虚无面前——种既充满自由，又无依无靠、孤独绝望的境地，使人们一再面临着“要么生存、要么毁灭”的严峻选择。
他并不怨恨威尼斯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人岂非总是憎恨和恐惧自己不了解的东西的。在威尼斯人毁灭他的同时，他也在微笑着看他们走向衰败、腐化和毁灭。新约中的神，包容与牺牲的神，其力量在于他的温柔而非他的怒火。他没有把他的爱倾注在自己亲近的人身上，而是把它平分给了所有人和整个世界
他活着，狡黠的一笑，说，上帝死了。
他死后，身后的人们爆发出阵阵窃笑。
他是个疯子，人们这么说，上帝也这么说。可愚蠢的人们不知道，是上帝让他来到了他们中间。上帝死的时候虽然他没在身边，却是上帝唯一的守灵人。他就是上帝。而随着他的死亡，上帝以一种神圣的方式重新展开历史的帷幕，等待着下一个扬言上帝死了的疯子的到来。
那一年的仲夏，谁埋葬了谁，谁超脱了谁的生死。
我将教人以生存的意义，那便是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