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走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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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村原本就没有几个人识字，也没有几户人家有钱。这在小山村不足为奇，也并不影响他们成为种庄稼的好把式。

    文革时期，村领导却因此犯了难——识字的人少了，找走资派很困难。大部分农民只知道让背语录就背语录，虽然不明白什么意思，背起“老三篇”来也比较费劲，但是让背就背吧，早背熟了省下时间好种庄稼。他们都是种地的，根本不知道什么资本主义，虽然社会主义也不是十分理解，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他们有地可以种庄稼可以安稳地过日子，所以从来没有想过走资本主义道路。

    倒是有一个人有走资本主义的苗头，那就是杜屠夫。杜奢夫的主业也是种庄稼，偶尔杀个小猪换点银子。攒了几个小钱，种庄稼又不是十分用心。据说当时给村里的走资派指标是二个。既然村里的人大都安心种庄稼，业余杀猪的就他一个，指标给他一个似乎也比较合理。

    不过杜屠夫并不觉得十分合理，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听说，当时批斗他的时候，他不只一次地请求领导：“先和俺说什么是资本主义，再叫俺走行不行？”领导说：“杀猪就是走资本主义，不安心搞农业生产就是走资本主义”可怜杜屠夫最终也没有懂明白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杀猪，就被迫脱离广大群众走上了资本主义。抄家时，村民从他的枕头里抄出了不少票子，当时这么多钱一般人见都没有见过，所以更觉得抄家有理。

    另一个走资派名额给了杜国党，杜国党是老革命，不过他最先参加革命的时候加入的却是国民党，虽然在1927年之前国民党并没有变质，但那时他们也是坚持走资本主义的，所以这个名额给杜国党，所有村民都觉得天经地义。

    杜国党和杜屠夫最终都得以平翻昭雪。之后，杜国党一直安心地种庄稼，杜屠夫还是向以往一样种庄稼之余偶尔杀个小猪。我跟杜屠夫没有打过多少交道，倒是跟杜国党交战不少。原因是他住得离我们小学很近，而且家里有很多葡萄。那时候是夏天，天气热得要命，我们都觉得上课一点意思也没有，一下了课就去偷杜国党的葡萄。相对于上课而言，偷葡萄要有意思得多。

    杜国党家的葡萄结得很多，本来架得都很高，我们那时候才一米多点的个子根本够不着。但是杜国党喜欢在葡萄架下乘凉，所以葡萄架下总是有一个凳子。我们只要看到杜国党离开葡萄架进了房间，就快速跳上凳子摘几串葡萄。在葡萄架下吃上几口，就急急地告诉杜国党：“有人偷葡萄了，快来呀！”每当听到我们的呼喊，他总是快步走出房间，站在门口装作找棍子的样子，大骂“打死你们这些红小豆！”但是，他一次也没有追上我们，而且从来没有拿走过他的凳子，大概他也喜欢我们去偷他的葡萄，一个人坐在家里有什么意思？那些葡萄他是吃不完的。

    不过，对于红小豆一词我们都比较陌生，我们几个一起“出生入死”偷葡萄的小伙伴争得面红耳赤也没有弄懂这个词的意思。最后还是爸爸告诉了我，说是红小兵的意思。我在奶奶的针线簸箕里曾见过一个写着“红小兵”的袖章，对这个词还不是很陌生。现在想想杜国党并不讨厌我们，他仇恨的依然是“红小兵”

    虽然杜国党并不和我们计较，我们却因为偷葡萄被学校开除了一次，那是我十六年求学生涯中唯一一次受到这么严重的处分，虽然是吓唬我们的，不过名声还是不太好。那天我们几个调皮鬼像往常一样一起去偷葡萄，我们去得时候早有一帮已经去了。杜国党不在家，只有他的小孙子在家里看电视。去的早的一帮吃完了葡萄，发现并没有人出来就进了屋，进去发现杜国党的小孙子正在看少林寺，就坐在那里看了起来。我们发现后也坐下来跟他们一起看。看到中间，上课铃声响了，我们都急着往外走，可是门却让杜国党的小孙子给锁上了，他还在院子里幸灾乐祸地朝我们笑。我们一会儿骗他说要给他买糖吃，一会儿发誓再也不偷葡萄了，才最终说服他给开了门。门打开后，有几个生气的伙伴，指着杜国党的小孙子说：“你等着吧，下了课再来收拾你”我们赶到教室的时候，课已经上了一半，教室里的学生也只有一半。老师早已气得不行，一气之下把我们全都开除了。后来，妈妈把我送回了学校。我回学校的时候，有几个同学还没有回去，他们本来不想上学，被开除了高兴还来不及，都不想再回学校。最后还是被老师一个一个的叫了回来。

    杜国党和杜屠夫都已经去世了，现在生活在村子里的是他们的儿子女儿孙子和孙女。杜国党家的大门上到现在仍然挂着一个牌匾，上面是草书的“光荣人家”四个大字，杜国党生前告诉他的儿子最好一直挂着，证明他是干革命的，不是走资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