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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义里，锦旗、奖章不能解决英雄的实际困难。生活的艰辛，会让英雄的后代诅咒英雄，因为很多时候，一条壮活的生命，换来的仅仅是一个头衔。
那些本分的庄稼人，以为用双手、汗水就能获得家人的温饱，他们大错特错了，碰到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家的残酷剥削，甚至比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洋人工厂里干活的中国工人更可怜，一个子儿也挣不到，更何谈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学原理来揭示资本主义工资的剥削本质？！为了讨要工资，有人立下不怕死的重誓，有人敢在领导人面前说句真话而成为焦点。这是怎样一个社会？是怎样来突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
前不久暴光的个体砖窑的现代“包身工”现象，这触目惊心的词汇曾经离我们多么遥远？坐在亮堂的教室里，读着夏衍的包身工，想像着芦柴棒的悲惨生活，体会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是，事隔十年，历史重演了。那些被骗去的民工，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在监工的鞭子下，进行超负荷的工作，整个情景像渣滓洞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迫害的革命党。而逃出来的举报人，就在记者的眼皮底下失踪，不知现场的公、检、法人员是渎职呢？还是本就是披着羊皮的狼？只有曾经帮助过举报人的小杂货铺老板，一句：“完了！”道出大众的心声。没有主语的句子，含义很丰富，可以是举报人，可以是公安系统，也可以是这个国家。
其它的，如小商贩被城管殴打，下岗工人为三餐紧锁的眉头，行乞街头的孤寡老人，失学儿童盼望的眼神，无一不紧楸人心。我就曾亲眼看到一位卖杂货的老大爷，货物被城管没收，小推车被老虎钳剪断车辐，老人无助地蹲在街头哭泣，浑浊的眼泪，花白的头发。
安分的人，有力气没处工作，因为下岗；自食其力难讨生活，因为捐税；交费合理纳税光荣，但心中不平，因为保障无力。但人总得活着，哪怕行乞。于是乞丐越来越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街头。于是又出现了骗乞、有碍城市观瞻种种问题，人们的心也从最初的同情到麻木到鄙夷，最终，一切向钱看。没有钱，这些人的悲惨遭遇就是自己的明天，这是丛林法则，不关乎什么制度什么主义。似乎，大众从种种不公平中领悟出，贫、病、不幸，既不能靠父母，也不能靠子女，社会、国家更遥远，唯有金钱是实实在在的。
据统计，现有城市贫困人口2200万人，占6%，这是属于赤贫的人群，多么惊人的数字啊。相对的，演义界人士的收入却以千百万计，香车豪宅，已不算富裕标志。万元的月饼，万元的服装，也只是见笑。杜甫在几千年前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好像在人民大众翻身做主人几十年后的今天，仍不是夸张的文学手法。这样，人们把金钱奉为理想，不择手段的为之奋斗，就顺理成章了。出现几个跳梁小丑，是必然的。而以后更多的跳梁小丑浮出社会，也是不难理解的。
至于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我们只能发发牢骚，吐口唾沫。因为我们要做的事也太多，房子要供，父母要养，希望工程要捐款，海啸洪涝要献爱心，国家修路要集资，当牛做马受气装孙子要交所得税。我们是懂法守法的好市民，理解献爱心的意义，但多到眺望一眼世界，处处是可怜的身影，上街随处碰乞丐，各个商场摆放捐款箱，电视里成天的贫困报道，报纸上连篇的请求救助文章，我们才发现自己力量的可怜。同时，也开始置疑，先富起来的人怎么没有带动未富起来的人？只有许多为富不仁者频频在媒体暴光。
那么，政府的作为又在哪里？有报道说，在一个山村里，因为没有桥，许多村民经常被爆发的山洪卷走。曾幸免于难的少年跪地发誓，长大了一定要造桥。此后，兄弟六人靠在工地打工攒下了辛苦钱回村造桥。工程进行中被山洪冲毁，连续三次，才成功。那几十万，是用血汗和一顿顿的煮白菜换来的啊。过年都舍不得吃肉。精神是可贵的，勇气是可嘉的，但又不仅让人迷惑，当地政府的作为在哪里？十几、二十万能造一座桥，为什么不造福一方百姓？可以去买轿车、盖宾馆、建娱乐设施，就掏不出这救命的桥钱？问号太多了，也是不问自明的。
也许，官场上、商场上蝇营狗苟的跳梁小丑比网络上的跳梁小丑更多。这些社会蛀虫，又很难挖之干净。
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