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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具有感染力的文笔,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罗锅的人物形象,读完,忍不住地心痛泪流。

    我有记忆的时候,罗锅都五十多岁了。

    罗锅就是我们村的,跟我们家同姓,论辈分他是我哥,可是他的年纪却比我父亲还要大,所以我从来不叫他哥,总是喊他罗锅。

    其实罗锅有名字,叫什么宝来着,反正跟钱有关。

    罗锅家世代地主,土改那年,家被抄了,地给分了,爹妈相继死了,才开始没落。后来到了批“四类分子”时,罗锅因为说错了一句什么话被抓了,天天给戴着纸糊的高帽子去游行,姐姐们说当时我还追在他的屁股后面踢过他呢,可是我不记得了。

    罗锅硬得很,问他为什么跟社会主义对着干,他把两只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说他从来没有拆过社会主义的一片瓦,问他们家为什么是大地主,他牛气冲天,说老子不知道,还说他一生下来就是地主了,政府爱咋办就咋办,就是把他的脑袋给拧了,可他的骨头缝里还是往外透着“地主”二字。

    所以,脊梁骨就生生给打坏了,后来政府给接好了,可是还不了原了,背上象扣了口大锅,所以罗锅就成了绰号。后来,当然给平反了,每月县里给补助二十块零八毛钱。

    平反后,大人们就不再叫他罗锅了,那时我妈妈是生产队的队长,谁叫罗锅就扇谁的嘴巴,说那是揭社会主义的短,也不让孩子们叫,可是我就叫,我倔,家里人管不住我,明明他背上就是有锅嘛,为什么不能叫?

    罗锅有两个媳妇,在他天天被戴着纸糊的高帽子游行的时候,大媳妇上吊死了,二媳妇带着儿子跑了。

    罗锅接好脊梁骨从医院出来时,一大院房子早给生产队占了,就自己在村南角的白果树下搭了个草篷。

    是的,草篷紧挨着那棵古老的白果树。树脚下有一条瘦得不能再瘦的水沟。白果树跟罗锅一样一把年纪了,可是自从罗锅来搭了草篷以后,竟挂起了稀稀落落的白果。

    罗锅被打坏了脊梁骨之后,走路就老得低着头了,连基本的农活都干不了了,可是那个时候提倡多劳多得,不劳不得,妈妈就安排他给队上放牛,我们那里唯一的牲口也就是牛了,罗锅就天天赶着一群水牛黄牛去坡上,胳膊弯里永远挎着一只粪筐,不过,别看罗锅成天把脸耷得跟死人似的,可是把牲口们伺候得个个毛光溜滑的,还给队里积了数不清的农家肥,所以年年被队里评为劳模。年年从我妈妈手里接过奖状时,罗锅的脸还是活泛不起来,妈妈就叹气,说罗锅的脸也给残废了。

    罗锅在村南口的那棵白果树下一住就是十多年。

    到了八十年代初,大集体要解散了,牛该分到个人了,几户人家一头,妈妈特意照顾罗锅,让罗锅先挑,说他给队里放了十几年的牛,有功,而且他一户一头,罗锅没说话,牵了那头最老的黄牛就朝他的草篷里走。

    那头牛啊,老得不能再老了,在一次下大雨山体滑坡中受了伤,脊梁骨高高耸起,中间却塌了一截进去,跟只骆驼差不多。

    分产到户时,罗锅没要一点儿地,责任地和自留地都没要,妈妈随了他,说他要了地也种不了。罗锅就每月靠县里给他的二十块零八毛的补助过活,并在白果树边上开了一小块菜园子。

    罗锅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跟人来往,见天天一亮就赶着老黄牛上坡了,后晌才回来,也不拾粪了,改捡柴了,可是捡再多的干柴也总是自己背着回来,脑袋都快要给压进地缝里去了,而老黄牛迈着阔步跟在一旁,悠悠然甩着尾巴。

    回来后侍弄完菜园子,就一个人坐在煤油灯下拉弦子,那时都通电了,可罗锅就是不照电灯,所以村里人都说他是老怪物,妈妈却说他是为了省电费。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音乐,吸引我的不是弦子,而是那棵古老的白果树。

    那是八零年的秋天,我至今还记得,我都上小学三年级了,那一天,在学校里,课间十分钟,我只顾贪玩忘记了去厕所,到了另一节课上时,却憋不住了,举起手来说老师我要去厕所,老师一教鞭把我的手打落下去,问我上课前干什么去了,我说跳绳了,老师说那就憋着,我就憋着,直到教室里响起我低低的啜泣声时,老师才放我去厕所,可是来不及了,我一边朝厕所飞跑一边就尿完了,裤子就湿透了。到了放学,裤子还没给身子暖干,我害怕了,妈妈倒是刀子嘴豆腐心,骂完了就没事了,可是父亲的拳头是硬的,动不动就往我的身上砸。那个时候,对父亲,我恐惧极了。

    我就没精打彩抄了小路往家走,并把书包挡在屁股上。

    那棵白果树就在学校通往我家的小路上。

    那是我第一次走小路回家。在白果树底下,我站住了,我看见了白果树叶子,一片一片从树顶上落下来,黄灿灿的,掉在地上。那个时候,我还不懂什么大地是树叶儿的怀抱,就站在那里,仰着小脸儿,看着树叶儿翩然往下来掉,她们要到哪里去呢?是树妈妈不要它们了吗?或者它们根本就是树妈妈的一颗颗眼泪?

    树叶儿给微风刮到了天上,然后又被扔了下来,摔在地上,有一两片掉在了水沟里,就给水冲着往前走了,我心想,树叶儿的家肯定在水沟的尽头。就一片片拣了树叶儿朝水沟里扔。就在我撅着湿漉漉的小屁股拣地上的白果树叶儿时,罗锅出来了,头上戴着一顶瓜皮帽,身上穿着蓝布长衫,站在草篷的门上,手里挟着一把破弦子。

    那是我第一次正面看见罗锅,我一时没动弹,就那么蹲在地上,从两腿之间的缝隙里望着他。

    偏西的日头欢悦地照在草篷的门上,给罗锅的身上涂上了一层金光,他的脸象一脚给踩扁了的铜锣。那一幕,成了我心里一辈子的油画。

    罗锅也就那么木木地看着我,大概除了过年让他给写免费的对联外,我是第一个光顾他的草篷的人。

    罗锅先开口了,说屁股怎么湿了?我倏地站起来,拿书包挡住屁股,说我认识你,你是罗锅。罗锅好象笑了一下,说他也认识我,我是老刘家的七丫头。那个时候三姐还在,我排行老七。

    我一边用书包挡着屁股,一边要往回走,罗锅却把我朝他的草篷里让,说他屋里有火,先给我烤烤裤子,免得回去挨打。村里人都知道我父亲是个刽子手。

    我就随罗锅进了屋。屋里黑黑的,点着一簇油灯,前面是锅台,后面是床铺,中间的地上生着一撮柴火。我就站在火边上烤屁股,罗锅接着拉他的弦子。烤干了后,我就要走,罗锅从长衫下取出一颗抄熟了的白果剥了放在我的嘴里,我三两口就嚼吃了,粘,跟牛筋似的,好吃,我还要编者按 具有感染力的文笔,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罗锅的人物形象,读完,忍不住地心痛泪流。 ,罗锅摸摸我的头,说明天后晌放了学再来。

    第二天后晌一放学我就去了。罗锅又给我吃了一颗白果。走的时候,我说我还想再吃一颗,罗锅又是摸摸我的头,说明天后晌放了学再来。

    我就天天后晌放了学朝罗锅的草篷里钻了。

    我也曾问过罗锅,为什么每天只给我吃一颗,罗锅说白果是药,药哪能多吃的?后来我长大了才明白,罗锅当初是放长线钓大鱼罢。

    我是从我们队里的幼儿园走进校门的,当时一起入校的还有许多小朋友,可是谁的妈妈也没有我妈妈那么老那么丑,而且我穿得最差,总是拣姐姐门穿过了的,小朋友们就瞧不起我,在学校里还到处公布我妈妈有一双解放脚。我就矮人一截。渐渐地,我就不合群了,小朋友们天天手拉手走大马路去上学,而我,一个人走小路。

    慢慢地,罗锅就成了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个人。

    清早我去上学时,罗锅已经赶着牛上坡了,我回家吃早饭时,他还没回来,门上还挂着那把锈迹斑斑的老式锁子,只有到了后晌放了学,我才看见那扇破木头门终于开了,屋顶上缕缕冒着炊烟。我背着破破烂烂的书包就往木头门里闯,一边喊着罗锅。

    罗锅见了我,从灶里迎过来,伸手往下取我身上的书包,一边说老七放学了,我说放学了,然后一屁股坐在灶里给烧火,柴禾有点湿,我不一會儿就给呛得咳嗽上了,罗锅忙将我往外抱,我就骑在门槛上看他烧火,一边问他,别的家都是女人做饭,他家却为什么总是他做饭,罗锅愣一愣,说他家不是没女人吗,我就又问他,你不是有过两个女人吗?

    罗锅被我的话戳疼了,就瘪了嘴不说话了,也不烧火了,树桩子似的杵在灶里,我走过去,拍他的肩膀,说没啥,等我长大了就给你做媳妇。

    跟罗锅吃了饭,我就在油灯下写作业,罗锅拉他的破弦子。

    罗锅文墨深,所以我天天晚上赖在他家里不回去,妈妈也不怎么反对,说对我念书没坏处,常常是我睡着了,妈妈才来背我回去。

    我喜欢在罗锅的床上睡觉,虽说也不怎么干净,可是没有旱烟味,我父亲是离了旱烟就活不成的,所以家里哪儿都是旱烟沫子。

    那个年月,吃不上肉,可是罗锅也不让我的嘴巴屈着,不是在白果树脚下的水沟里摸泥鳅,就是去河里抓小鱼,回了家来,一老一少就蹲在白果树下忙活开了,一个撅着小屁股,一个弓着个大罗锅背,拾掇好了,回屋去,要么拿菜叶儿包了放在火塘里烧,要么放在锅里用水煮,反正俩人吃得满有滋味。

    我的童年很不快乐。

    那个时候,大姐已经生了孩子,可惜孩子偏偏天生的哮喘,又偏偏老早就没了婆婆,所以,孩子一喘上了,大姐就给抱回来找妈妈了,妈妈是队长,忙啊。而父亲是最讨厌大姐和我了,嫌大姐不是亲生的,把妈妈生育的头给开错了,生了一窝赔钱货,而我呢,是家里的最后一个孩子,又不是男孩,还把妈妈生育的门给关上了。

    所以,父亲就没日没夜地跟妈妈吵架,大姐一抱着孩子回来就吵,我一放学回来也吵。而那时二姐在汉中读卫校,三姐在西安上大学,都是正花钱的时候,家里紧得要死,父亲的脸就没好看过,特别是到了我们交学费的时候。

    那时学校发作业本,可是铅笔总得自己买的,每次铅笔用得没法再用了,我就把铅笔破开来,把铅芯拿出来,撮着铅芯写字,铅芯也给写完了,就不得不回去跟妈妈要钱了,妈妈不当家,就跟父亲要,父亲就骂人,妈妈偏偏是属弹簧的,一碰就往起来弹,两人就打上了。我就哭着跑了。

    一路泪水奔进罗锅的草篷,我说不想活了,罗锅把我抱起来放在他的膝盖上,撩起长衫的前襟给我擦眼泪,说我们老七不死,说我们老七将来还要去逛北京城呢。那个时候,北京就是人们心里的天堂。

    之后,我就再不跟家里要钱买铅笔了。每到逢集,罗锅就上街给我买一大捆铅笔来,还是带橡皮头的那种,花花绿绿的,漂亮。妈妈从那个时候起,就觉得欠罗锅的了。

    那个时候,我的不快乐还来自于我的头发。

    在幼儿园里的时候,我一直留着长长的辫子,幼儿园的老师天天给我们梳头。可是自从进学校的那天起,妈妈就不许我再留长头发了,说梳辫子耽误功夫,还说费头绳,往往好不容易等头发刚长长一点点,就被妈妈一剪子给铰掉了,还乱七八糟的不成形。我也哭闹过,可是没用,妈妈总是趁我吃饭或者睡着了的时候偷着铰我的头发。

    小朋友们头上都扎着漂亮的蝴蝶结,而我却一年四季顶着一颗不男不女的头,连“六一节”都参加不了,我就去给罗锅哭,罗锅擦着我的眼泪,说我们老七不哭,等我们老七将来长大了,自己會梳头发了,就留一头老长老长的头发,从汉中一直梳到北京城里去,我问那是多长啊,罗锅说长得不能再长的那个长呀,我就笑了。

    我最喜欢在罗锅的草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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