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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女子。是在夏天，罗言言和陈默在露台上聊天，她们住在一起，但她们已经好久不见面。
朋友们都说她们两个很像，名字相反面容相近，而且很多次她们都在街头相遇，默默相望，很多次相向而去之后。终于有一天，罗言言对陈默说:呵，我又遇到你。那天她们去看86街公寓的楼盘，罗言言说我好喜欢这个“向左走，向右走”的广告，陈默说我也是。正好，她们两个人的收入加起来可以买下这里的三室一厅房。
罗言言26岁，来自上海，陈默25岁，来自北京。她们都不问对方的过去。因为知道都是彼此相像的人，简约的道理，探究无益。
她们如果都在家，通常会一起出现在露台。在露台的时候她们其实也没有多少话好说。陈默喜欢仰头望天而罗言言喜欢俯道向地。本来就是南辕北辙的两个人。
陈默说因为害怕黑暗，所以有仰头寻找光亮的习惯。
罗言言说喜欢俯首向下望，因为高处不胜寒。
其实无论仰头还是俯首，世界都能尽收眼底，只是焦点缺失。
罗言言是时装公司的高级职员，陈默是电台的英语dj。在别人眼中她们都是宠儿。而在对方眼里她们都是平平无奇。满世界游走，在城市与城市之间飘荡，只有这点才是她们共同喜欢的。
因为：
1、罗言言，有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感觉不到呼吸
如果城市像人一样也有自己的星座。那么我认为上海(就是我的上一个栖居地)是双子座。极端，两极分化。
是真的。
如你走到一条街，它的一边一定是多到让人恐怖的自行车，而另一边又是多到恐怖的名牌服装店。
如果今天下雨，明天一定又阳光灿烂，当你在阳光下眯起眼，一阵风吹过，它又开始下雨而且寒冷。
我的专职摄影师，也是一个极端的人，说教的时候蛮有耐心，做不到位又会惹他雷霆。造型师也是一个极端的人，你初见他时会以为他刚出校门，其实他有15年的工作经验。监制是个“虐待狂“，所有的工作达不到他满意的效果，都不能下班。
所有的极端造就了我一个人的极端。
我小时候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小时候我的理想是一个钢琴教师，爸爸就是一个钢琴教师。那些琴键真是神奇，我的手指按下去，就能发出清脆的声响，爸爸弹出来的更美妙。就这么形容钢琴音乐吧:钢琴音乐就像南美的一种雪茄烟味，浓郁，哀伤，高贵。但我那时太小，那些声音尽管美妙，我还是坐不住。高中的时候，我已经长到1。79米，妈妈认为我该做一个模特。因此她陪我到上海的一家丝绸印染公司学习模特专业。
我并不喜欢回忆那个我呆了四年的城市。相反，我最想忘掉的就是关于那个城市的一切，然而，最想忘记的其实是最不容易忘掉的，这是每个人都明白的道理。
因此，毫无办法，我还是无可救药的在思念常轶，思念他的风衣，思念他的相机，思念他的眼神以及他的话语。
那是我参加上海服装节意大利时装大师菲雷的专场演出。无数的镁光灯在面前闪耀，我一眼就发现了他。在众多的记者摄影师中，唯有他是最高的。他更适合做一个模特。我的眼光只能在他身上停留那么一瞬，他却在那个时候拍下了我跟角上扬，眉头轻佻的样子。那天只不过是我无数次演出中的一次，但当时的感觉有点奇怪，不过，我想，那只是纯粹的一种预感，当我回化妆间的时候，他已经等在了那里，他不仅知道我的名字，我的年龄，甚至我的三围，我很快意识到，如果这个男人和我没有关系，他又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后来他为我拍的照片上了他们杂志的封面。他们说他把我拍得像莫妮卡贝露琪。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搞艺术的都带着极端。常轶所有的照片都是他亲自冲洗的，他27岁，却有着孩童一样的声音，完全没有磁性，在他的家里，我看到过小山一样堆着的酒瓶，而一次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他都是清爽精神的。他总是长时间不发一言的凝视我，开始的时候我们为一些工作的事情约会，通常我们会在我住所楼下的一家叫“blue”的酒吧，里面总有我们共同喜欢的爱尔兰音乐，那个唱歌的女孩有长长的微卷的头发。常轶说我和她笑起来的时候很像。他有一只狗叫“宾的”你知道那是一种很牛的相机的名字。他做了一本摄影集，所有的图片都关于我和“宾的”
是的我和他爱了一场，当我的事业快要走向颠峰的时候。话说回来，我能在最快的时间里得到许多女孩向往的这一切，常轶真的功不可没。我喜欢舞台上的灯光，尽管那些光从来都是剧烈刺眼。我相信我的成就，和我的努力有关，可是他们不相信。已经不止一次在派对和聚会里，听到有人在用隐秘迂回的语言嘲笑我，说什么我的走红完全是靠姿色和出卖自己换来的，同时我的经纪人也警告我：爱情是青春的内耗。希望我能权衡利弊，适可而止。这个圈子就是这样，病态的，自私的，虚无的，扭曲的，你什么都不能掌握，有时候，站在任何地方都感觉不到呼吸。我开始有点明白，常轶为什么那么酷爱自己的职业，原来那些影像可以把时间拉长，可以让人永远停留在时光深处。
我明了头顶的这片天空已经不是我刚来时那片单纯的天空，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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