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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的开头，我想还是由余秋雨先生的道士塔说起。尽管我每年都有10多次到莫高窟的经历，但由于起先读了他的文章，又深信不疑，结果出了小小的岔子。
余秋雨先生在文章的开篇中点明了敦煌石窟的罪人王圆箓圆寂塔的位置：“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
这条河，叫宕泉河。余秋雨先生对于王圆箓圆寂塔的位置描述是不确切的，自然过河寻找肯定找不着。其实王圆箓的圆寂塔就在莫高窟大门的边上。由于深信不已，我独自脱离参观队伍过了宕泉河，在对面的沙丘间，在一座座没有碑文的圆寂塔林中，顶着正午的炎炎烈日，踩着滚烫的明沙找寻了好半天，竟没有一点儿影子。失意地回过头来进莫高窟的大门，一不小心，就发现了一座有碑文的圆寂塔。
在莫高窟，只有三清宫主持王圆箓的圆寂塔是有碑文的，且这碑文凿刻在黑色的大理石上，因而即使它镶嵌在沙砖白泥垒就的圆寂塔上，也与一般的圆寂塔格格不如，现出了一股奢华和霸气。
1900年6月22日，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发现者一个是道士，叫王圆箓；还有一个是英国籍的匈牙利人，考古学家，叫斯坦因。这两个人将敦煌文明推到了前台，推到了一个辉煌的境地。敦煌学家们说：在清政权风雨飘摇的时期，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并挖出了公元四至十一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五万余件。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后经英、法、日、美、俄等国探险家的盗窃掠夺，藏经洞绝大部分文物不幸流散到世界各地，仅剩下少部分留存于国内，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斯坦因在著作中写到：“在这黑洞里任何事情都不能考察。但是等到道士取出几捆，允许我们到新建的佛堂一间房子里，用帘幕遮起来以防外人窥见。”这个黑洞即藏经洞，今编号第17窟，而“新建的佛堂”即新建的三清宫。其时，三清宫正在兴建当中，王道士急于筹钱，很快与斯坦因一拍即合，达成出卖文物的交易。斯坦因写到：“因此我们立约，用施给庙宇作为修缮之需的形式，捐给一笔款给道士，作为酬劳。到最后他得到很多的马蹄银，在他忠厚的良心以及他所爱的寺院的利益上，都觉得十分满足，这也足以见出我们之公平交易了”三清宫修建急需银钱，王道士适逢斯坦因，各有所需，由此拉开了藏经洞文物的一幕幕悲剧。
我们现今耳熟能详的是——
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了一点点随身带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
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24大箱经卷；
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取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
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朗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300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
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重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了5大箱、600多卷经卷
面对被窃走的经卷、书画、织绢深藏在异国他乡的图书馆或博物馆内，我们对此所留下的也只能是一声沉重的叹息。去年，一支韩国新闻记者采访组来到敦煌，他们向陪同的一位当地政府官员提问：“你怎么评价王圆箓这个人？”看似轻巧的一个话题，却暗藏了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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