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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候二狗叔那慈祥的笑容好象再也不会从他脸上显现，只觉得他脸上只剩下了沧桑和苦难。
二狗叔再也不会笑了，我的眼前只晃动着他那满面无法读懂的愁苦，还有他那张龟裂松树皮般的老脸；在我的脑海中，只留下了他那驼着背挑着豆腐挑子步履涣散地向街镇走去的身影，还有支撑着他身体前行的那根象扒火棍样发了黑的拐杖。
（二）
中秋节在村口见到亮子的时候，好象感觉到他已是六十多岁的小老头。平时，找空子和父亲一起吃饭的时候，就听父亲在我面前提起过，亮子的女儿也疯了，竟然跑到屋顶的瓦面上健步如飞，毫无惧色，将村子许多人家的屋顶上的瓦片踏得满目狼籍。我老家的屋子虽然再也无人居住，但在父亲的眼里，还当着是家业宝贝什么的空置在那里。父亲也是为了这事，专程回老家一躺，请人重新翻盖了瓦面，防止雨季来临时房子倒塌。
亮子比我大五、六岁，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学习成绩不错，但交不起学费，辍了学，初中没读完就出来打工；女儿也是得了一种怪病，变得时不时神智不清醒，值得庆幸的是，她发作时不会伤害人。
亮子的儿子尽管在外打工，但也没有多少钱往家里寄。小时候，我记得，亮子家里每年过了春节后不久就要断粮，总是要向左邻右舍借粮才能接上夏季水稻收割的口儿。尽管如此，亮子也不会说想些办法去挣些钱解决吃饭问题。他总是算计着这活儿那活儿值不值下力气，如果赚的钱少，就他的话说：“我宁愿睡觉，也不去挣这鸡毛蒜皮的活儿。”许多日子里，他更愿意厚着脸皮向人借钱借粮过日子。有一次，政府见他在村里也是穷得数一数二的，就分了他家一头大水牛，没一年工夫，亮子没口粮了，想也没想，就将大水牛卖了。据说，利用这笔牛款，他还很神气地过了好几个月的日子。村里的人见了，都不停得摇了摇头。
亮子于我家最对不起的事是，我奶奶死的时候。按照村里的风俗，老人死了，得有八个壮劳力抬着棺木上山，可在奶奶出殡的日子，他竟然受人疏使称病临阵脱逃。抬“大橇”（乡下抬棺木的俗称）少了一人，老人就无法出殡上山，这是最为不吉利的事。父亲听说了，急得直骂街，最后，找到他家里，流着泪求他，才齐心协力地将我奶奶那白事被妥妥当当给办了。事后，我回到老家，一个个给我奶奶出过力的人每人给送了个红包，方感到心安多了。
事过二十几年，我对此事还是耿耿于怀。亮子似乎也觉察到我的神情，脸上露出很不自然的笑容。我淡淡的问他：“生活得还好吧”我掉转头对妻说：“快给这位大哥拿几包烟吃吃”
亮子接过烟，连声向我们夫妻道着谢。我不想再理他什么，一想到奶奶的事，只感到一种厌恶的心理在我的心头堵得慌。
现在，老屋里只住了几户人家，条件好的人家都单家独户在周边都起了房子搬出了大屋，不再住这过往几十户合住一起的大村子里。几十年后的今天，村子再也看不见我小时候的人气鼎旺的景象，村子前的大坪已是到处杂草丛生，屋顶的瓦沟里竟然生出了一撮撮的野草，在秋风瑟萧中摇曳，一种岁月极度衰败的意境。屋檐下原本坚实的过道也已经蹦塌，由于久无人走动，也已是杂草丛生。我摸着童年时候经常和小伙伴争座位的门前的大石墩，仿佛又回到曾经无忧无虑的岁月，望着眼前的已经斑驳粗糙的大门，记忆的阀门就要打开，记忆的浪潮似乎要决堤而出。
我掏出相机，趁着天色还有阳光，拍下了已经油漆剥落而苍老的家门以及周围许许多多还有童年记忆的物件。
等到天色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我就开始起程回县城。在回程的路上，我回过头来望着只剩下没有几缕吹烟的老屋，一股酸酸的味道在心里涌起，眼前只觉得有什么热烫的东西模糊了我的视线。在灰蒙蒙的黄昏下，汽车拐过桥头，村庄已经在我眼前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