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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就破了产，只好带着女儿水妞回来。
三兴女人早就死了。若是有人和他提起他女人的事，他便会让人也和他一起，难受好一阵子。后来，庄子西面新守寡的二姨，觉得三兴人好，有情义，就托人做媒，要嫁给他。三兴却说，怕水妞受苦，虽然二姨是个好女人，始终也没答应。
三兴从小便被人带出门做伙计，庄稼活差不多是一窍不通。一回家，看别人都往西面地里，心里着急，也去翻地。别人翻地，一耙下去，左一磕，右一碰，一大块泥土就散开了，很轻松似的。三兴也学，一耙下去，只起出不大的一块，左一下，右一下，耙子就是碰不到土上，一小块泥仍是一小块泥。三兴没办法，只好捞起长衫，蹲下身去，伸出双手认真地把土捏碎。这样一直干下去，好半天，人累得散了架，也没翻出多大地方。下午，就没见他出来。第二天一早，三兴早早跑到渔船上，雇回一老一少俩人，帮他翻地。看这一老一少那满不在乎的样子，三兴只得一边叹气一边摇头。从此，庄上的男人们就打心眼里小看他，说地也不会翻，别说女人了，女儿他也养不活的。
三兴也惭愧，怨自己笨。其实呢，三兴实在是一点儿也不笨，只是干起农活来便不行了。
每到晚上，月亮出来的时候，三兴就带着他的女儿，坐在门口的树下拉二胡。女儿很像她妈，三兴轻轻地拉着，就觉得是拉给自己女人听。二胡声一律是很凄惨。娘听了，老是说：“这个三兴，拉得人难过呢！”
我照例要去听，后来，三兴一高兴便教给我。等我上了县城中学，就成了我课余唯一的消遣。
庄上的老人倒是看得清楚，知道三兴聪明，但总觉得他不务正事。每每谈到他，总说：“三兴这家伙，怎么种田就不行了呢？”
三兴种田自然不行，加上他又不善经济，平时生活，用钱也快，做徒的积蓄，很快就花得差不多了。一年种田所得，也只够一年糊口。于是，三兴不得不在种田之外，凭着自己的一手二胡，去做吹鼓手，逢着人家红白喜事，便跟着一班人，行路乘船，吹拉一天，混上几顿饭，拿几个辛苦钱。
尽管这样，三兴待他女儿始终是很疼爱，不舍得她吃得差一点，穿得破一些。水妞也就出落得水灵灵的，十三四岁就很有些样子了。三兴自己总穿破的。水妞小虽小，倒也灵巧，三兴的衣服总是补洗得很好，很整洁，所以三兴虽然瘦了一圈，原先的衣服挂在身上，空荡荡的，但精神仍是不错，总乐呵呵的。
那时我已到县城去上学，每次回家，总要到三兴那儿去玩，吃水妞做的好东西，坐在一处说笑，和三兴谈论县城过去与现在的不同。水妞总在一旁听着，有时也红了脸，低了头，只是无声地笑。
三兴闲着，也教水妞认几个字。后来，又让我教。我说：“三兴叔，你就自己教吧。”他却不答应：“你是城里的学生，识字多，见识广。我不过小时候上了几天私塾，念了一本‘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一本‘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哪行呢？”
然而几天后，我又去县城上学了。不到半年，我中学毕业，由于学业不错，又经常在报上写些文章，我先生就举荐我去一个学校当教员。过了两年，我就和先生的女儿结了婚，于是就不大回家。
几年后，大哥进城，告诉我，说我走后，水妞嫁了，庄北老万头的儿子，小时候和我打过架的，大老实人一个。也是水妞命苦，嫁过去不久，男人就害痨病死了。水妞典着肚子给她送了葬。后来又回娘家，仍和三兴守着。又说三兴和水妞原是很中意我的。我听了，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似乎从小藏在心里的一样东西在那天失落了一样。
于是这年年头，我赶回庄里过节。又有人说三兴死了。说水妞回家后，三兴不忍心让她做事，就一个人把什么也包下来，等到水妞生产，才喘过一口气来。但三兴的身体也就不行了。
这样，三兴家的地实在是种不了，就租了一半给邻家的阿二，剩下一半让水妞摆弄着。可是三兴那心底，怎么也不会让水妞吃苦，他依旧只要人家有事，不论多远，也要去吹拉一番，挣几个钱补贴家用。不多日子后，三兴又去给邻庄一家大户人家儿子结婚吹拉。那天，天很冷，雪积得有半尺厚。三兴为了御寒，吃了许多酒，回来时昏沉沉的，就走到河里，再也没能上来。二胡扔在一边，弦全断了。那天晚上，水妞央了好些人去捞，等捞上来，人早僵了，鼻子嘴里全是泥，衣服撕都撕不下来。
年三十的早上，天气格外的清冷，下着小雨。我推了门出去，地上很是泥泞，远处零星地传来一两声爆竹，使空旷的天地间有一种可怕的宁静。
我沿着小路朝三兴家走，一缕轻烟从他家的烟囱里升出来，飘上了天际，散在丝丝的小雨里，渐渐看不见了。
我走近房门，水妞带着孝，围着个白裙，双手沾满了做圆子的面粉，倚靠在门框上，脸上透着说不出的疲倦，黑而大的眼睛呆呆地看着我，嘴里低低地说着：
“爹走了，你回来了”
李 先 生
我们庄上的教书先生，是个外姓人。庄上的老人请他来时，船前围了好些人。女人们都说，这先生长得白净，又说他女人小小巧巧的，一副很能持家的样子。而庄里剃头的胖三，却摇摇头，笑女人们见识短，说：“这个先生可了不得，除了五六箱书，就剩俩包裹。”
教书先生听了，向胖三点点头，浅浅地笑了笑，就请胖三和几个汉子把书搬下船，抬到学堂里。自己在后面小心地跟着，生怕碰着哪儿。
教书先生姓李，三十岁光景。住下后，就和他女人一起，在小学堂的篱墙旁，种上些牵牛之类，到了夏天，一朵朵便开得很盛。老槐树遮着整个院子，李先生穿着白短褂，坐在凉椅里看书，他女人便坐在一旁做女红。路过的人看了，不管路上船上，没有不说他们会过日子的。这时，胖三往往笑话别人，说：“你们不懂，这就是戏文里唱的‘红袖添香夜读书’了。”一边还哼起来，一副很得意的样子。
剃头胖三极喜欢把自己和李先生放在一起。他的一张嘴很能说，每每谈及李先生，便眉飞色舞，手脚都活了。于是庄里人几乎没有不知道如何如何李先生的头发才一丝不乱，又如何如何胖三才使李先生在扇子上画上他所喜爱的螃蟹之类。
然而，现在细细想来，我总觉得李先生最好的朋友，却是庙里的老和尚。老和尚本是个秀才，出了家，在庙里不常出来，只是看看佛经、诗词之类。李先生常常去庙里，和老和尚一说便是好些时候。老和尚临死，指指书箱，盯了李先生好半天才合眼。李先生叹息了好久，才央人将书抬了回去，恭恭敬敬地一本本念。有时，我们听到李先生念到老和尚有字在字里行间，他便不免叫好，于是又是一阵叹息。
李先生和他女人都是极文弱的，吃得少，又很省俭，衣服只是干干净净象个先生就行。家里也是干干净净。里屋置了满满几架子书，纤尘不染。
自从老和尚死后，李先生晚上就再也不出去，只是念书。早上给我们教书，眼睛也常是红的。李先生教书，总是把要教的东西用蝇头小楷工工整整地抄在纸上，一字一句地教给我们，从来舍不得把书弄脏。
那年李先生把书拿出来晒，胖三跑去说要帮他。李先生便让他沏上杯茶，坐在门口，铁塔似地守着。可李先生还是要不时地出来，给胖三添茶，说一两句闲话，拿眼瞟着那一院子的书。胖三很是认真，眼睛轮圆了盯着我们，不让我们近前，第二天就病倒了，说是满满一院子的书，若是丢了一本，怎么向李先生交待呢？
后来不多久，日本人就打了过来。记得是一天早上，刚醒，就听见河里有船“嘟嘟”响，一看，庄子里站满了黄衣服的人，拿着枪，叽叽哇哇说些不通的话。我和娘躲起来，气都不敢大出。
日本人闹了好些时候才走。
听大人们说，那天李先生家被好几个日本人围着，他女人被拖到院子里，只听到一声尖叫，又是几声枪响，有胆大的跑到谷场一看，已是血流满地。又看到日本人把李先生推到里屋，指着一屋子的书和他说话。李先生呆站着，不知看着什么地方。日本人就笑了，用刀逼他站在屋角，从架上一本本地把书拿下来，一页一页慢慢地撕，扔在李先生面前，还笑。李先生大叫，捶胸扯头，眼睛里面通红，就要往外跑。可日本人不许。于是李先生便昏了过去。等日本人走了，庄里人马上跑过去，打耳光，掐人中，好不容易弄醒过来，已然疯了。
李先生打那以后，身上总是很脏，头发又长又乱，见了书或纸一类的便撕，成天不说也不笑的，就是胖三见了他，也要唾两口。
隔了好些年了，我还记得李先生刚来我们庄，娘常常教训我，说：“孩子，你怎么这么脏，看看人家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