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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九连就打了这一仗。
当我抱着手榴弹闯进敌洞时，洞内漆黑啥也看不见。我贴着洞壁朝前摸，摸进十几米，才听见里面有动静。敌人显然也听到我进来了，射来一串子弹，却没有打中我。我便将一捆手榴弹拉了弦，扔了过去。之后，我就啥也不知道了。
后来，是代理副连长带领大家，象掏老鼠洞一样又掏了两个敌洞，又炸死了十三个敌人，战斗便胜利结束了。
我是被自己甩出去的那捆手榴弹炸晕的，伤得并不重。这时，我们营的七连奉命赶到364高地，接替了我们九连。
我先是被送到师战地医院，接着又转到国内。十几天后，我的伤就痊愈了。
整个部队班师回国，凯旋门前是人海鲜花，颂歌盈耳；庆功宴上是玉液琼浆，醇香扑鼻。当活下来的我重新体味生活的美好和芳香时，—想起连里殉国的英烈们，我的心情分外沉重。
部队展开了评功活动。军里决定报请军区，授于我们九连为“能攻善守穿插连”的荣誉称号。经过群众评议，我们九连党支部决定报请上级党委，分别授于梁三喜、靳开来、还有不知姓名的战土“北京”为战斗英雄称号
对梁三喜和“北京”同志，团里没有争议。对靳开来，不管我们党支部怎样坚持，却连个三等功也不批！这时，有人竟提议授予我英雄称号，说我在战斗最困难的时刻，第一个只身闯进敌洞炸死九个敌人，称得上什么“模范指导员”！
我被刺眼的镁光灯和接踵来访的记者包围了。
记者们对我好象尤其感兴趣，连我的名字也具有特别的诱惑力。有位记者说我当年出生在沂蒙战场上，现在又在战场上立了功，很值得宣传。他以抢新闻的架势找到我，对我进行单独采访。并说他已想好了一篇通讯的题目：正题是将门生虎子，副题——记革命家庭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英雄赵蒙生。他让我围绕着这个题目提供材料。我当即把我参战前后的情况如实给他说了一遍，一下打乱了他的构思。但他仍坚持要宣扬我，并说了一大套理由：什么报道要有针对性啦，用材料要去芜取精啦，因此不需面面俱到，要以正面表扬为主
我坚决拒绝了他：“要写，就真真实实地写，别做‘客里空’式的文章！”
是的，战争刚刚打罢，烈士尸骨末寒，我怎敢用烈士的鲜血来粉饰打扮自己！
评功活动完结后，接着进行烈士善后工作。我们连在全团是伤亡最大的连队。团里派出专门的工作组，来帮助我们做这项工作。
烈土善后工作进行极为顺利。烈士的亲属们深知亲人是为国捐躯，个个深明大义，没有谁向我们提出过任何超出规定的要求。他们最关心的是亲人怎样牺牲的。我向他们一一讲述烈士的功绩，并把授结烈土的军功章捧献给他们
但是，当我面对靳开来的妻子和那四岁的小男孩时，我为难了。我向烈士的遗妻和幼子，讲述了副连长怎样带尖刀排为全连开路，怎样炸毁了两个敌碉堡，又怎样坚守无名高地消灭敌人。当然，我省去了副连长带人去搞甘蔗曲事，我只说副连长在阵地前找水踩响了地雷
当靳开来的遗妻抬起泪眼望着我，对这位来自河南禹县一个公社社办棉油厂的合同工，我已无言安慰。所有烈士亲人都有一枚授于烈土的军功章(大部分是三等功)。唯独她没有
我拭泪把我的一等功军功章双手捧给她：“收下吧，这是我们九连授给一等功臣靳开来烈土的勋章！”
这位憨厚纯朴的女合同工，双手按过军功章捧在胸前凝望着。过了会，她才把这军功章连同靳开来烈土留下的那张全家幅一起包进手帕，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
她带着那四岁的小男孩，不声不响地离开了连队。
谢天谢地，她并不晓得连队是无权决定给谁立功的(哪怕是记三等功)！我默默祝愿，祝愿那枚军功章能使她在巨恸中获得一丝慰藉，也企望那四岁的孩童在晓明世事之后，能为父辈留给他的军功章而感到自豪！
烈士亲属们都一一返回了。唯独不见梁三喜和“北京”同志的亲属来队。团政治处已给山东省民政部门发了电报和函件，请他们尽快通知梁三喜烈士的亲属来队。战士“北京”的真实姓名，在部队回国后我们通过查找对号，得知他叫薛凯华。参战前一天从兄弟军区火速赶来的那批战斗骨干，团军务股存有一份花名册。当时把他们急匆匆分到各连后，几乎所有的连队都没有来得及登记他们的姓名。因此，全团有好几个连队都出现了烈土牺牲时不知其姓名的事情
团、师、军三级党委，决定重点宣传粱三喜的英雄事迹。让我们连多方搜集粱三喜烈土的遗物、照片、豪言壮语以及有宣传价值的家信等等，以便送到军区举办的英雄事迹展览会上展出。
当我着手组织搞这项工作时，确实作难了。
梁三喜的遗物，除了一件一次没穿过的军大衣外，就是两套破旧的军装。团里派人把两套旧军装取走了，因那打着补丁的军装，足能说明烈士生前身先士卒，带领全连摸爬滚打练硬功。团里听说粱三喜有支“八撮毛”的牙刷，又派人来连寻找，因那“八撮毛”的牙刷，足能说明烈士生前崇尚俭朴。然而，很可惜，在那拚死拚活的穿插途中，梁三喜已把牙刷、牙缸全扔在异国的土地上了
至于照片，我们到处搜集，也没能找到梁三喜生前的留影。最后，我们从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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