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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八书（7）藏书记愁
陈魏忠
对于写作的人，常有“书到用时方恨少”之感，所以喜欢藏书，以备有用之时查阅参考。
从我蛙井之见所知所猜，台湾的李敖先生是中国人的藏书冠军。若不是他藏书多，李敖有话说哪能连绵不断的说下去。他博览群书，博古通今，引经据典，唇枪舌剑，舌战群儒，全是他的藏书“充栋”资料丰足。
多并不就好，如果没有一把“金钥匙”使查找极易得心应手，那么藏书越多越糟。这是写文章找资料的人都体会到的。
我坦言崇敬李敖，胜于“粉丝”“玉米”追星“超女”我崇敬李敖藏书之多，更佩服他收存有方，编排有法，安放有序，查找有法。要不然，连床底、走廊都塞满书籍的诺大一个书库，即使你脑袋如电脑，搜索枯肠，也难得心应手找到如意资料。
如前所述，我自认是“穷书生”藏书之少，肯定不及李敖的百分之一。那么少，如俗话所说“蚊臂（比）与牛臂（比）”没得比。但竟敢专题写藏书，还说“记愁”何“愁”之有？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
书虽不多，但编排安放无方无序，有时要查找一些资料，翻箱倒柜，也似狗咬乌鱼无从入手，你说愁不愁？
自己非学者，也非收藏（书）家，每遇书柜爆满、或装修、或搬家，总要减负。这种减负够愁煞人。拿起一本书，心大心小，七上八落，忽而“藕断丝连”忽而又想“一刀两断”举个小例子：一本关于医治牙病的书，是几年前遇牙痛所买，几次清理书籍都逃过一劫，最后一次是连同旧报纸几角钱一斤卖掉。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巧事，就在当天下午，我竟然牙痛（多年未有牙痛）起来。追悔莫及，只有骂自己一声“他妈的真笨”以解愁。
在举棋不定取舍留去的书籍时，最愁的是面对一种会“变色”的书。请听故事：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城里一片白色恐怖。一个书生手执一本苏东坡文集，被巡城白军拉住，喊一声“就是这个苏维埃先生作反”手起刀落。还有一个姓“马”的市民，也是“马克思先生”逃不脱人头落地的劫难。
这故事是我从解放初期书报上看到的，不能做历史的见证人，但我深信那是真的，因为蒋介石的国民党是极其反动的，它的士兵是极其愚昧无知的。
下面则是自己亲历的第一手材料:1966年夏秋“文革”热火朝天，在我教学的广州郊区口口学校也不例外，大字报铺天盖地。一张高高挂起的大字报:“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想变天，忘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保存实力日后反攻倒算！??????”我莫名其妙，一位青年教师立即站起来批判：“你还想抵赖，我是昨天到你家在你书柜里偷出一本增广贤文查到的，你还在这下面划了红笔??????”把偷书作立功已是天下一绝，孔乙己都要甘拜下风；划这两句作反动罪证更使天下人称奇。两年后的秋天“文革”进入“清理队级队伍”阶段，我还是眼快手急，忍痛把藏书静静的顿河四大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苏联作品和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一套套连环画付之一炬。听说这些连环画（俗称公仔书）如今一套值几千元呢。我不悔，因为不烧得多，就没有高价了。现在，能见证现场的教师除死了好些个外，全都活着，全都住在广州，只有那位“立功”的青年教师“文革”即去了加拿大。即使他还在，我也绝不会“反攻倒算”他的，因为如果一“反”我这故事就不能成为真实的天方夜谭，难以成为吸引众多眼球的写真集了。
但我又不能不愁，不能不忧。那个国民党的白狗子恐苏恐马症和那位红旗下长大的青年教师贤文病，都是因为出于愚昧。
愚昧是文明的大敌，文明是愚昧的克星！
克敌制胜的良方就是要把整个国家都变成大书库，提高青年一代的文化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