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江良访谈凭着良知孤独写作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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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袖优秀作家专访]第一期:卢江良——凭着良知孤独写作卢江良的小说狗小的自行车将上央视荧屏 关注、贴近、倾诉,加强读编写三者交流,不薄名家,厚待新人。通过访问的形式,让大家在认知认可作者的同时,再一次谈小说、读小说、解小说。这是我们短篇小说组的首次访谈,访谈将以每周一访的流程走下去,欢迎大家以跟贴回复的方式对被访人进行续访。 ——题记 卢江良,本名卢钢粮,曾用笔名晨旭,男,1972年11月出生于绍兴,现居杭州。杭州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浙江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以“凭着良知孤独写作,关注人性、关注命运、关注社会最底层”为基点,创作出了一批独具魅力的乡土小说,被著名文学评论家张柠誉为“当代中国乡村的发现者”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创作,在当代中国作家小说月报等报刊发表、转载作品200余篇,已结集出版小小说、散文集最后一场马戏、短篇小说集狗小的自行车。曾荣获“贝塔斯曼杯”第三届全球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大赛优秀短篇小说奖、首届“西湖”文学奖优秀创作奖和荣登“2004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 短篇小说在街上奔走喊冤和狗小的自行车相继被改编成电视电影和数字电影,分别在西安电视台和将在中央电视台播映。长篇小说城市蚂蚁入选“2005年度浙江现实主义文学精品工程” 朱航军:5年前,你的短篇小说要杀人的乐天在三九文学网刊载后,即被中国作家编辑部相中,这是你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型纯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有了这良好的开端,你的好运仿佛接踵而至,同年,另一篇小说在街上奔走喊冤参加“榕树下”网站举办的“贝塔斯曼杯”第三届全球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大赛,在上万篇的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受到了几位文坛大家的一致好评,在评审中获得了最高分,一举摘得了“优秀短篇小说奖”可不可以这样说,若没有网络的推波助澜作用,你的成功也许没那么快发现,甚而你的才华也会被埋没?当然,并不否定你在接触网络之前,所付出的努力与坚持。为此请简单谈谈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异存处、及利弊处,以及两者对你的影响。卢江良:首先我认为写作不等同于买彩票,特别像我这样没地位和背景的作者,不存在好运与坏运之说,要在中国作家上发表文章,能在文学大赛中获奖,不是靠运气能决定的,关键看你的作品质量如何。其次,我承认网络对我的出名(不能用成功这个字眼,成功是一件遥运的事情),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不至于夸张到不借助网络才华被埋没的程度,在接触网络之前,我已在报刊发表了不少作品,在当地已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对于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之间的区别,对我而言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我的网络文学基本等同于传统文学,只是网络文学比传统文学在传播的形式上显得活泼些。朱航军:你的短篇米大是一个贼,给我阅读的感觉是它的荒诞性是可以用百字笑话概括的,也就是说它可能是一则笑话的放大,不排除有时的虚构比现实生活更有趣。那么你的小说素材来源是“耳闻目睹”多些,还是“身体力行”多些?卢江良:如果说米大是一个贼中的荒诞性给你的感觉可以用百字笑话来概括,它可能是一则笑话的放大,那只能说明你完全忽视了该小说的内涵。荒诞性在该小说中的体现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对人性的拷问和对现实的批判。我的小说素材的来源自然“耳闻目睹”比“身体力行”多些,要不就不叫小说叫纪实文学了。朱航军:你的谁打瘸了村支书家的狗和一座没有赌徒的村庄,同在矛盾下,产生妥协与不妥协的最终结果。通过对你几篇小说的阅读,以及你的简介说明,不难发现你是从昔日打工仔到如今的文字专业工作者的,这个经历的过程中定有不少矛盾与曲折处。是文学改变了你的命运,请谈谈你这个被改变的过程,另外,你是如何把握文学与现实生活中的妥协与不妥协的?卢江良:这两篇小说的最终结果好像不是妥协与不妥协,而是全都妥协。在文学与现实生活中,我都在一定程度地妥协,这是现实决定的,它决定我的生活,也决定我的文学。但我承认文学改变了我的命运,但这种改变不表示我对现实的不妥协,而是在妥协过程中寻找到了一种出路。朱航军:你的小说大多取材于乡村,也有少数以都市为背景的。我个人觉得你的都市小说没有你的乡村小说好看耐读,你是怎么看待的?请说说小说中的环境与你现实中的环境之间的联系,以及作用。卢江良:我觉得自己的都市小说跟乡村小说一样好看耐读。我小说中的环境就是我现实中的环境,我的现实中的环境决定我小说中的环境。朱航军:“由于花城出版社迟迟不批书号,老那说定1月出版的设计打破了,春节前肯定不成问题的诺言也成空话。到了2005年3月1日,我在qq上问出版情况,老那告月底一定行。3月9日,我收到博奥文化的封面小样,书名竟然未经我同意,擅自改成了狗小的自行车。我断言拒绝。这不是说我不喜欢狗小的自行车这篇短篇小说,而是我觉得在街上奔走喊冤更能体现我的小说的风格。老那出面来作我的工作,他说这是出版社的要求,他们认为原来那个书名太敏感。他甚至说,社负责人建议他损失一点,放弃出版这本尖锐的书。我不清楚这是老那的推辞还是真有其事?不信老那吧,花城出版社旗下的花城杂志,此前因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确实出了点问题,在这方面难免会谨慎一点”这是你在你的出书难中的一些感受,那么,请结合“小说与社会的群治关系”谈谈你是如何看待小说标题,以及小说内容对社会的影响与作用的?卢江良:我要求自己的小说集用在街上奔走喊冤,而不是狗小的自行车,这不光光是换一个标题那样简单的事情,我要求用在街上奔走喊冤做标题,其目的是告诉读者这篇小说是我这个阶段的代表作,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也就是告诉读者我的创作理念和坚守的方向。朱航军:强烈的现实感与批判性,人文精神烛照下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是你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你觉得你小说的总体特点是什么,大多又靠什么取胜?卢江良:我小说的总体特点是:批判、荒诞。我的小说靠其内在的力量取胜。朱航军:浙江省作家协会也将你的长篇小说签约为“浙江现实主义文学精品工程”作品,而你的小说大多是尖锐表现出的现实种种,你认为什么是“现实主义小说”又如何把小说打造成“现实主义文学精品”?卢江良:这个问题很简单,关注现实的就是现实小说。至于如何把小说打造成精品,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存在,一时难以说清,但要付出无穷的努力是肯定的。当然,我这里所说的“精品”不等同“浙江现实主义文学精品工程”中的那个“精品”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朱航军:文学,注定不是绝对的大众化的。在创作过程中多少会受到一些限制,限制总是有的,这是难免的,没有了限制其实也是一种限制。若一切失去了限制,一切都将失去意义。再者,局限本就是一种助力。比如风是阻力,但没有风,鸟儿就不能飞翔。具体到文学创作,限制不是因素,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创作智慧还有待提高,文学能提升的空间还是相当大的。那么,你的创作有无局限性,有无“边缘写作”倾向,有时会不会有一时失语的恐慌感? 卢江良:你要我回答的问题你已经回答了,每一个作者的创作都有局限性。以前我不认为有“边缘写作”的倾向,一直认为自己写的应该是“中心”但现在我承认有了,因为由于现实的限制太多,让“中心”产生了位移,竟然也变成了“边缘”朱航军:一般长篇小说作品在报纸上连载,没有众多的悬念是不能吸引到人的。小说的成败在于悬念的设置。好的小说设下悬念让人不看下去不行,看得入瘾。有的小说很畅销,有的小说很枯燥,区别就是悬念的设置。一个小故事里要有悬念,一个小故事还可以有多个悬念。请谈谈你对“悬念的设置”的看法,并结合你的某篇小说内容说明下你对悬念的把握。卢江良:我觉得小说的成败不能简单地归功(过)于悬念的设置,如果照你这种说法,以悬念见长的推理小说都是成功的小说了?当然悬念对于一篇小说而言是重要的,他往往是吸引读者往后读的磁石。我在在街上奔走喊冤中未说破的“冤屈”就是一个悬念,它吸引着读者往下读,但最终小说没有写那个“冤屈”是怎么样的“冤屈”让读者读完后仍沉浸在那个悬念中。朱航军:在读罢你的谁打瘸了村支书家的狗,再读在街上奔走喊冤后,我发现一种叫“异曲同工”的东西,两者不过是同一水平线上另立的高度,其妙不必言。就构思与结局上看,象是同是“冤”结哀怒的兄弟篇,后者似乎是前者的另一种解构。这似乎又在间接告诉我们:一个小说事件的发展过程,在同一作家之手中所导致的结果在合理性上可以有n种可能性。那么,你在布局谋篇,顺理成章的过程中,内心有过一次甚而多次的辩驳与斗争吗?卢江良:谁打瘸了村支书家的狗比在街上奔走喊冤后写,所以不存在一篇是另一篇解构的问题,而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小说。至于作者写小说时在布局谋篇过程中,内心的辩驳与斗争肯定存在的,这也导致一篇小说完稿后其结局可能跟未动笔前的构思时完全不同。朱航军:文学不是为评论家而创作的。但任何一篇小说的发表,作者都是强烈希望被社会各届关注的。这个被关注的结果难免会生出褒贬不一的评论性文字或片言只语。你是如何看待别人对你文字的赞誉与批评的?你常常又是以什么样的立场去评价他人文字的?卢江良:我很关注社会各届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会吸取自己认为是中肯的建议,摒弃自己认为不正确的意见。我去评价他人文字的时候,往往会忘记自己作者的身份,站在一个普通读者的立场上去评判,因为我的职业是编辑,去评价一篇作品的时候,必须具有包容性,而不是单凭个人的喜好。朱航军:你的小说在叙述上大多都相当冷静,语言自然直白,无赘语,使得故事一目了然。在叙述中有时你也会以旁观者出来说话,像是戏剧中的说白。用平静的笔调展开一个个令人唏嘘的故事,到高潮处嘎然而止,不强加任何议论,给读者留下了一定的思考空间,给阅读带来久久不能平静感。叙述文字,枯燥最易,出彩最难,这大概是写作者公认的。一个写作者的功力如何,就看看他如何把握叙述,在某种程度上你做到了。“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意显”满纸涂鸦,一片漆黑,不如留下点空白,也就有了想象的空间。此譬同于画理。正因了你从容、轻松的叙述语调,你的小说里才多了耐人寻味、令人琢磨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小说与故事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小说比故事更有品味些。那么,请你谈谈小说与故事在叙述上的区别,它们有无调和性?卢江良:首先一部好的小说必须有一个好的故事,这里的“好”不是指好看,而是意义层面上的。小说与故事的区别在于小说必须蕴含作者心灵的印记,和能留给读者广阔的想象空间和思考的欲望,以及具有丰富的内涵。但故事未必要有这些,它只要把一件事情讲清楚就行。朱航军:你的短篇小说在街上奔走喊冤和狗小的自行车都被改编成电视电影了,这仅是你的幸运,以及采用者对你作品的认可吗?卢江良:我不认为这是我的幸运,如果光是幸运的话,就不可能有不同地方的导演看好我的作品了,这只能说明我的作品具备有足够吸引他们的潜质。采用者自然认可我的作品,要是不认可干嘛花钱花大力气来投拍我的作品?朱航军:写作越来越能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它能让人由理性变为感性,也能让人由感性变为理性,而写作的人大部分却是理性与感性相互的矛盾复合体。现实生活中,你是怎样的一个人,是现实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还是综合?卢江良:写作和生活中,我都是现实主义者,一贯以理性为重的。朱航军:毕淑敏多半以作家身份出现在公共场合,同时她还兼着医生、心理咨询师的身份。她在谈到自己的这种特殊身份时曾说过“对待同一个问题,不同专业的眼光会有不同的考量角度,文学、医学、心理学三者在我这里交汇成一个点,我以它作为进入文学世界的武器,实现我的文学理想。”文学与写作者的职业没有多大关系,但思想却可以使一个写作者具备多种身份。或许,毕淑敏那三种职业视角构筑起来的文学世界,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而作为一个专业文字工作者的你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卢江良:我认同毕淑敏的说法。如果一个写作者在现实生活中单以写作者的身份呈现的话,是可笑的。我的邻居都不知道我是搞写作的,只知道我是一个坐办公室的。朱航军:阅读作品本身是读者对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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