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人才一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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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人徐有贞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这一说法值得玩味。

    无论是从疆域上，还是从综合国力上说，较之于汉唐，宋朝都难与之比肩，由此我们应该得出结论：汉唐的人才盛于宋朝。如果说宋朝的人才盛于汉唐，那么，其疆域和国力就该强于汉唐，至少不弱于汉唐。但事实正如徐氏所言，宋朝人才较盛而国力较弱。

    宋朝是不是富于人才资源呢？范仲淹守边，令西夏军队望旗兴叹，不敢试其锋；欧阳修每贬谪一地，那里很快民富物丰；王安石锐意改革，勇于进取；富弼赴辽不辱使命；苏辙对治理黄河有真知灼见；沈括于科技才具独擅其他如寇准、韩琦、苏轼、文彦博等，可谓代有才人。当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范仲淹等人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与不足，但他们为军为政的实绩就证明了他们各有专长，有远见卓识，有富国强兵的谋略。一句话，宋朝富有人才资源。

    既有人才，宋朝怎么一直强盛不起来呢？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政治权力机制。有宋一代，是中国封建政治较为完备的时期，其主要特征是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具体表现为：收乡长、镇将之权悉归县，收县之权悉归州，收州之权悉归监司，收监司之权悉归朝廷。这里的“朝廷”不是指中央政府的职能部门，而是指皇帝，一言以蔽之，凡事皇帝一人说了算，哪怕你是在数千里之外的边关打仗，进退行止也要按照皇帝的既定方针去做。宋朝的基层职权又是叠床架屋，交错纷繁，这只对皇帝集权有利，对内部牵掣扯皮有利，对行政效率却是有百弊而无一利。在这种畸形的体制怪网里，没有人才发挥才干的良好空间，只有玩弄权术者翻云覆雨的有利外部条件。这样的体制下，鸡鸣狗盗之徒如鱼得水，左右逢源，而真正的才能之士却有才无处施，有力无所用，范仲淹空落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叹，欧阳修只有在“醉翁之意不在酒”中寄托无奈，苏轼只好于“也无风雨也无晴”里消磨岁月。

    如果换上一个开明的、民主的体制，官员的升迁荣辱只跟才智政绩相关联，致以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那么，欲使国强民富，有何难哉？

    体制之弊，不亦重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