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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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12月17日，我们六个同班男同学从武汉十五中坐上武钢工宣队送我们的大卡车，在北风与泪水中告别了武汉与亲人，开始了接受再教育的历程。

    上午十点，十几辆运矿石的敞蓬大卡车从十五中的操场起程，车一出校门就象是放疆的烈马狂奔，送行的人流随车向前，最终全变成一个个小点消失得无影无踪。男人必定是男人，车过武汉长江大桥，那种忧郁的情感就已经荡然无存。一种对新生活的渴求，对文革生活的厌倦，让我们内心涌动着从未有过的激动与豪情。感性中的田原风光及想象中的广阔天地，充满了太多的诱惑。

    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憧憬一天天的被剥落，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让人无暇顾及四周的景色。（93年当我重返那里时，才觉得那特美。）老贫农粗俗的黄段子就是再教育的课本，缺油缺粮的生活就是学习的课堂。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没完没了的延续着，特别是半年过后，没粮吃的日子常让我们反省。细想一下，农村人没你们几个城里的孩子，他们也种那些地，你们的到来却让他们在那不多的口粮中不得不掏出一部分，他们心里也是不舒服的。双方都很无奈，受苦的最终还是我们。好在我们和牛做邻居，喂牛的谷草中总有没打干净的谷子，我们就喂养了几十只鸡，我们不用过多的喂食，鸡也能长得肥大下蛋。下放后第一个春节刚过，我们就到附近的农场买了几十只喂养了一个多月的小鸡，这种鸡特别容易喂活。鸡窝就修在知青的小屋里，我们也怕别人偷。白天鸡全在外打食，只是生蛋时才回屋里来。养鸡这条思路是我们几个在农村不多的正确的选择之一。

    虽然缺粮缺油，同工不同酬常让我们心中不畅，但我们却是乐天派，那时我们一天到晚总是乐哈哈的，我们没有好的歌喉，没有好的乐器，但我们有颗年轻的心。我们常能将一首歌唱成n个调，连蚊子听了我们的歌都不愿进我们住的破屋。（我们那小屋没蚊子，是因为我们每人每天收工后，都将杀虫剂背一桶回，将整个小屋及四周都喷上一遍。）再苦再累，小屋每晚总能飘出歌声来。

    我们下放的村子离汉江码头不远，是来去武汉的必经之路。天下知青是一家，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的，都喜欢到我们那竭脚。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没法留他们吃饭，因为我们太缺粮了。要是很知已的朋友们来了（全是男生），下午也就不再出工了，我们就去买几瓶白酒和一斤粮票的副食，然后杀上两支公鸡（拔毛去掉内藏后每只都在四斤以上），炒些鸡蛋，再多做些青菜，将两张桌子拼在一起开始喝酒，边喝边吹，天南地北，无边无际，就是没人谈女人。在几分的醉意中，将桌子捡个空，将空瓶在桌上用力的转动，然后静观瓶子停下，看瓶口对着谁。凡是被瓶口指到的人，就得唱歌，不会唱也得唱，实在不行就学狗叫，接下来就该他转瓶子，依此类推，直到深夜。这到后来竟然成了我们小组的保留节目，一年总要进行几次，还有的朋友们带上食物到我们小组来热闹，我们当然还是要杀鸡的。玩到深夜睡觉总是个大问题，人多时，我们那每张小床上不得不睡三人。到70年大招工后，人才慢慢少下来。

    在农村三年的时光中，我们就是这样排解心中的不快，我们常常自我解嘲——当心灵要歌唱的时候，那、又有什么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