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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人是最推崇写作的。有个最牛b的说法，称文章之事，乃经国之伟业，千秋之盛事。这纯粹是一派胡言。
竖看中国历代政要，成就千古帝王美名者，要么文治武功俱佳，要么武功超群，单单中文系毕业的酸腐文人是罕见的。最具代表性的反面教材，就属南唐后主李煜了。究其原因，盖文艺青年风流浪漫，爱流连于舞榭歌台，吟诗作对，纵情声色，刚强不足，擅长亡国，执掌治国大权是折腾不了几年的。因此，我坚信：第一，文人不宜执政。其次，文人也应该不屑于执政。你在你的诗词歌赋思想空间里尽管凌空蹈虚终极追问，做时代的精神领袖和灵魂工程师，细碎而繁琐的国家事务，让那些俗不可耐的人去打理就是。当然这其中包含着一条辩证法：在我眼中，那些成天汲汲于名利，往政治的黑路上拼命钻营的舞文弄墨之徒，不是真正的文人。第三，文学只能是副业，不能一门心思地去鼓捣。采纳伊沙的说法，作家协会是作家们的养老院，应该解散中国的全部作家协会。
但文学，在我眼中，依然神圣。因为我是个虚头八脑的家伙。好听的说法，是充满浪漫气质的人。我深知自己不太现实，不大注重物质生活。擅长用精神去蒙骗肚子。比如，我会和女孩们在一起大谈诗歌，让她们沉浸于诗意之中尽情幻想，而让自己省下一顿饭钱。王朔又说了：现在管流氓不叫流氓了，叫作家。刚好我又流氓成性，四肢不勤，五谷不分，最适合搞搞文学事业。于是，写作，成了我的一技之长。没有写作，我一无所有。而一条红线贯穿始终，成为我的信仰：在世俗的生活中，继续将文学神圣化的人才是真正能成为大师的人。
但要奢谈如何写作，好像我这微末道行是站不住脚的，在众人的如炬目光逼视下，使千斤坠也会风雨飘摇，危如累卵。
好像谈论文学写作技巧之类，也只有那些成名已久的明星作家们，面对摄影机的镜头，正襟危坐于圆桌一侧，清茶一杯在握，香烟一根在指间烟雾缭绕着，一脸的严肃深沉，做为全人类的前途深刻忧患状才更象模象样。因为他们是现时现地的成功者，已经写红了大江南北两岸三地，他们可以踌躇满志泰然展示成功的积淀，并让人相信自己已经扼住了写作命运的喉咙。
但我要说，最应该谈论写作的是那些永远都不知道满足一直都充满了绝望的写作者。比如在下。
我就是一个在一次又一次的绝望的折磨中苦苦写作的人。
因为我深知，自己始终不会写出一本名著，一本经典来，没有一部作品可以让我的名字变成恒星。――这文化人，不大看重利益纷争，还不就为了点名气吗？――我写作的初衷就是要整出点百年之后仍有人提及的东西来。一派喧嚣的文字，热闹两三年，纯粹就是瞎胡闹。
我在学习文学概论时，看到文学史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两把刀子把历代文人的作品全部肢解了一遍，几乎人人有病，根本没有完美的文学尊神可以杵那儿让人顶礼膜拜。我就想达到那种无懈可击的完美境界，窃取一顶文学史上的金光闪闪的皇冠。那只是一种追求，至死也不会如愿，我还是明白的。否则，我早已放弃了写作。
但远大目标铺开远大前程，我的写作已经悄然开始了“雕琢”真正的雕琢不是局限于词句的推敲上，是从内容到形式的细细打磨。是烧制细瓷的过程。是铸剑的劳累体验。
于是一次又一次的绝望淹没了我。
我要养成自己的风格，一种前无古人，后面可能有无数追随者的风格，上帝的风格。我要有最独特的语言表达，我要有最新鲜却直抵本质的思想内核支撑我文本的皇宫巍然屹立。
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终究还是会有最简练的标准，不会太虚无缥缈。
形式中的结构要新鲜多变，语言既不“小农”（乡土），也不“小资”（过分地沉溺于物质时尚描摹），要用与时俱进的语言，阐发超越任何时代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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