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请余老当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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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生活节奏已成为一种定势，才发觉原本少年时期的追梦、青年时期的努力，在现实的欺骗下心灰意冷，拂去额边依稀的白发，不得不自怜岁不待我的叹息。

    既然，生活中学不会伪装的笑脸。不妨，收敛心态，就着日、月、星辰，看朝起日落。于是，在心无所归，消磨岁月的办公室，鄙弃周围的面具，将青春的残存，放归于生命的本源，追寻文人放达的脚步。心被大自然唤醒，脚不在原地游移，静坐办公室，双手大胆而放肆的携同余秋雨先生开始了文化苦旅之行。

    夕阳西下，朔风凛冽。我站在道士塔僧人圆寂的塔边，眼球却被对面的莫高窟所吸引，莫高窟的瑰丽艺术，乃称沙漠中的绿洲，是人类古代文明的遗留，它的古典艺术，吸引着无数游客和艺术家千里迢迢幕名而来，正当我倾情于莫高窟的艺术中时，看到余老移步一座塔前，顿时他眼中充满愤怒，他紧握双拳，似要砸开墓穴，我轻轻的接近余老，只见前方碑文上:王圆箓——敦煌石窟的罪人几个醒目的字。于是，怀着好奇，开始去读懂余老的愤怒。

    这个王圆箓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了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1900年5月26日清晨，王道士在清扫洞窟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了几百年前的藏经密室。藏经洞发现的消息不胜而走，如此巨大而又宝贵的发现，使帝国主义分子垂涎三尺。那些处心积虑的盗宝者，接二连三地来到莫高窟。最早到莫高窟的是英国斯坦因。他给了王道土一笔银子，王道士就慷慨地让他进入秘室挑选。斯坦因用大车搬运了七八天才运完。法国的伯希和也到莫高窟，他比斯坦因懂行，精选了文书经卷六千余卷和大量画卷。不久日本的大谷光瑞也到莫高窟活动，前后达四个月之久，骗取经卷四百多卷和一些精美的塑像。接着美国的华尔纳也来了，他的办法更毒辣，他用特制的胶布，把壁画从墙上粘下来。第一次粘走了二十六方；第二次由于人民的反对，他没有得逞，只好狼狈逃窜。俄国十月革命以后，1920—1921年间，九百多个反对革命的沙俄分子逃到敦煌，西北反动当局不仅不采取措施，反而让他们住在莫高窟的洞窟内，任他们在窟内烧火做饭，洞内壁画被薰黑，塑像被毁坏。

    余老的痛心和愤怒传染着我。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我听见余老心底痛苦的呼喊“住手”；仿佛看见余老站在沙漠上手持利剑、据理力争，挡住偷盗的车队。是啊！正如余老所言，佛家之地怎么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官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余老情绪激动，他在沙漠中哀怨，我不敢打扰他的孤独呐喊，带着疑问，我查阅了当时的历史资料。

    公元1035年，西夏(西夏，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党项族，于1038—1227年，在今宁夏、陕西、甘肃、青海一带建立政权。)占领了敦煌，莫高窟的和尚也跟着人们逃难。逃难前，他们把不能带走的经卷、绣画、法器等等，藏在洞窟的复室内，然后密封起来，在封墙上绘了壁画。后来这些和尚大约没有再回来，这些珍藏也就成为长久的秘密。直至十九世纪初，王道士才发现了这个藏经洞。洞里藏着数也数不清的经卷、绣画，当时曾有人建议清政府把它们运到兰州保存。但是，腐败的清政府，根本不懂得这批文物的价值，他们舍不得花运费，仍然让王道士保管。从此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就在王道士无知、愚昧、漠然、贫穷下遗失

    原来如此，当我查阅许多资料后，才知道原由。说实在的很多资料忽视了王道士其人，只是将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敦煌呈现给大家，或许一些到敦煌感悟艺术的游人，沉醉在壁画的辉煌中，还不知道有些敦煌壁画文献已经遗失到国外。凭心而论，藏经洞的发现还是要归功于这个道士，你想如果他不清扫，他不守夜，敦煌在无人看管下，还会是我们今天所见吗？反倒是哪些逃跑的的和尚，连自己的寺庙都不顾，何来虔诚？对于佛教的教规我不懂，只是通过电影让我觉得诧异，现实中的和尚怎么没有责任心，况且里面还有大量有价值的佛经。滑稽的是道士最后成了千古罪人。看来生命还是比什么‘教’都重要，如果唐僧有灵，他该如何念咒？

    我现在理解和明白了，余老为什么没有把我直接带去莫高窟，而是展开一个容易被众多游人忽略的道士塔，他让我们欣赏壁画的同时，也别忘记了国耻。

    余老很含蓄，而我想大声的说：“那朝那代都坏在腐败上，今日也未必能避免。王道士不过一个替罪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