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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在融融的春意中，我约见了几位曾经一同下乡的知青，30多年未见面，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沧桑，毕竟青春早已不在，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然而，让我思索更多的，不是岁月的流逝，而是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在这30多年中的挣扎、奋斗、困惑与迷惘。
发轫于上世纪5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曾经何等的如火如荼，它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几乎波及到所有的家庭，有的甚至一家几个知青。如今年龄5060岁的人，相当部分都有知青经历，就是目前中央、国家领导人中，也不乏有当过知青的，如习仲勋之子习近平、薄一波之子薄熙来，还有知名学者余秋雨等等，不一而足。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目的，我认为一是希望城市青年能体验更多地乡村生活，这与中国以农村经济为主的社会是相适应的；二是执政者为寻求就业出路，消化就业矛盾。正如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在其所著上山下乡一书中认为，中国知青的上山下乡，解决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无法避免的城市人口膨胀和失业率增长问题，并将它称为上个世纪“所有国家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
这场运动在“文革”中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意义，标注了许多政治口号，甚至以领袖的最高指示来鼓励和推动这场运动。与当时所有的政治运动一样，有最高指示凌空压顶，加上“文革”政治背景的推波助澜，谁都不愿背上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罪名，凡是符合条件的人都无一幸免成了知识青年，它席卷全国以致如火如荼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当这场解决“城市人口”运动的“实验”推行10年后，暴露的问题亦越来越严重：上千万知青在人多地少的农村与农民争工分、争口粮；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失去了学校继续深造的权利；在招工、招生、参军、入党、提干等问题上，后门风盛行，以至1978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谈到知青工作时说：“现在社会上对知青问题议论很多。四个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同年3月，重新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现在搞的上山下乡，不是个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嘛！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第一步应该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
当年由云南知青发起的大返城浪潮，最后终结了长达10年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从而引发全国上千万知青像潮水般涌回城市。
如今大返城快30年了，知青们在农村的生活状况已多有著述，自不待言。但是当年的知青们，现在的生存状态又如何？我在这次见面时，看到了他们的今天，了解他们心中的痛楚、无奈、无助和迷惘。
其实知青也是分阶层的，知青中的精英只是少数，绝大部分普通的知青，仍然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我与昔日同一锅搅食的弟兄们交谈，了解其生活状况，他们绝大多数只有初中文化，身无长技，许多人没有正式职业。工作在企业的，或干粗活，或已下岗，每月收入仅有千元，经济拮据，勉强能维持生计。由于窘迫，年轻时的刚烈禀性大多荡然无存，倒是有更多地迷茫、木衲，甚至猥琐。受家庭条件限制，他们的子女也没有体面的工作。有位易兄，回城后在企业当班放卤水，患了结核病，为了省钱，竟然拖着病体步行到10公里以外的医院看病。看着他佝偻的身体，蹣跚的步履，真令人唏嘘不已。
还有一位姓温的知青，回城后进入企业，由于没有指标，只能进“大集体”这在企业是最低的身份，加上个人婚姻迟迟不顺，于是他终日郁郁寡欢，借酒浇愁，患上了抑郁症，1982年的某日，他爬到乐山大佛头顶，从60多米高处纵身跳了下去，一命呜呼，闻者莫不扼腕叹息。
下岗后靠踩三轮贴补家用的周兄说，现在生活的处境比知青时代更艰难，那时心中还怀有招工、参军的憧憬和希望，可是现在却看不到任何希望了。人到老年，年轻时的追求与梦想大都破灭，逝去的青春能留给他怎样的回忆？或许只有相同经历的人，才能读懂他眼睛里流露出的迷茫。
应该说，上山下乡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知青作为其中一个群体，不经意间，留下了一篇至今仍然说不清的谢幕词，惟能诠释的，是时代左右了他们命运的走向，并以此载入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备忘录。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辉煌的昨天，却有无奈、迷茫的今天。
知青，那个时代青年的代名词，早已渐行渐远，随着年代的久远，已被社会淡忘“知识青年”遂成为历史名词。1980年代初，国务院知青办起草的知青工作回顾与总结中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为解决就业问题，但在“文革”10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
知青这一群体，作为当时社会的试验品、牺牲品，甚至是废品，谁还会真正记得起他们？诚然，国家也有一些补救办法，比如知青岁月可算工龄，可计入社保年限等，但是，这能补偿他们损失的人生吗？能让他们融入社会发展的潮流吗？能疗救他们心中永远的伤痛吗？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知青兄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