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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以己之见提一新说（反正上千年来各地都在争，凑个热闹又何妨。有时候真理还掌握在少数人手上呢）。忠县东二十公里（与石宝镇相距十余公里）有一河，现名汝溪河，古名涂溪，亦为产盐之地。溪中有巨石，形如乳（可能因乳字不雅，故写作汝，方被后人将涂溪改为了汝溪之名）。汝溪本名涂溪，可见于多种史料，例如白居易的诗可为证。公元819年重阳节白公曾跑到这里来写了一首九日题涂溪的诗：“蕃草席铺枫叶岸，竹枝歌送菊花杯。明年尚作南宾守，或可重阳更一来。”(丰都欲占其为该县的人文遗产，称写的是该县的涂溪，其实是不可能的。白公在忠州只过了一个重阳节，当日又存诗两首，另一首为九日登巴台，说明重阳节那天白公上午在涂溪游玩，下午在巴台喝酒。若是丰都涂溪，当时的交通工具一日往返百多公里，还要有时间赏景游玩是根本不可能的。)汝溪流经之山现名猫耳山，50年代地图上所标注之名为“苗儿山”苗者，子嗣之意也。据史学家分析，禹实为涂山氏入赘之婿，按当时风俗生子归母族（毛脚女婿的娃儿从母姓）。禹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要依靠涂山氏的威望和势力而娶女娇为妻的。所以禹在治水成功，其声望在民众中如日中天之后，不但先借老丈人家的势力发动政变，篡夺了舜的帝位（同时报了杀父大仇）；其后为了不致于“儿子归母族，天下无以为继”又在爱情和天下之间，选择后者灭了涂氏（自古风流恩爱皆抵不上“家天下”的巨大诱惑，政治家的野心不知牺牲了多少妾家的痴情）。灭妻一族之后，禹为了给自己树立一个良好的社会形象，掩盖自己凶残的一面，遂杜撰了一个儿子“启”从石缝里蹦出来的故事，使其生来无母。启的性情残忍，可能与其缺少母爱有很大关系吧（这样的情况现代心理学常作案例分析）。涂氏一族既灭，财产自然被禹占有。其地域内拥有干、涂两大盐场的涂山当然再不能称之为涂山了，给儿子吧，遂改名“苗儿山”
其实，仅依上述之言便证明“涂山”在忠州尚不足为信。但是，如果我们来分析如下史料，再为“忠州涂山说”评判，应该不会全盘否定。首先忠州禹庙不是为纪念大禹而建，而是纪念女娇的夏后祠，这在全国的禹迹中是少有的；其二散文写得不错的熊文稷（清乾隆忠州举人），在禹庙一诗中写道：“古庙临江起，巍然夏后祠；双圭平小土，八载奠华夷。”这里所说的“双圭”为何物？圭是我国夏、周时根据日影长短测定节气和一年时间的器物，由圭测定出的“太阳历”是三皇五帝之后的重要科研成果。“双圭平小土”说明当时忠州禹庙里平放着这两个特征之物。特征之物在考古断代上是重要的依据。从其它禹迹中查考，这个器物为全国各地禹庙中所仅有。由此可见，忠州禹庙是我国已知的历史最为久远的禹庙，应在夏商时已建。其实光是熊某人一人所见，尚有疑其杜撰之虑。但看到圭这个器物的，不只熊文稷一人。清四川学使吴省清等人在禹庙一诗亦有记载。可见此事一人所见不足信，多人为证应无疑。其三，见地图等资料，忠州禹庙临“神溪”溪口之湾名“龙居湾”这也与史料上“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的记载是吻合的。
禹生于石纽，娶妻于涂山，治水于何处？反向思之，什么地方值得禹劳师动众，大兴土木，与洪水抗争？巴渝之地，山高水低，对于身轻如猿的古人来说，洪水来了往上爬不成？想来与洪水抗争之地必关系到国计民生。盐是古代十分重要和昂贵的生活必须品，为采盐而争，应该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忠州干井盐场作为当时最大的盐场，同时具有与洪水抗争中“先雍后泄”的全部特征（另文详解），不治此地，另寻何处？
此叙至此，敢问信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