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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有一个肿块，要立即住院动手术多带点钱然后是一阵默然。
我立即请了假，找邻居帮忙看孩子，去银行把工资卡上的钱取尽，打了个的去了医院。
见到妻子，她默默地坐在走廊的椅子上，幸好有大姐陪着。她一脸倦容，皮肤灰暗，人也似乎瘦了许多。见了我，凄然一笑，泪快掉了下来。
我立即去办了入院手续，又通知岳母和亲人。岳母很快来了。下午5点，妻被推进了手术室。主刀的是妇产科主任，一位姓徐的副教授。一小时后，医生通知我们看切下来的肿块——一个结在输卵管上的肿瘤，已经长到有半斤重了。我提起这个装在专用袋子里的怪物，这个折磨妻子的病魔，我不敢想象这东西是怎样长出来的，更不敢相信长得这么大了而无所知觉。肿瘤是黑红色的，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猪肾。
将近两个小时，妻被推了出来。惨白的脸，毫无血色的唇，昏睡着。手术进行得很顺利，事先种种的可能都有只是可能而已。徐教授说：“幸好手术及时，要不后果不堪设想。肿瘤已经长得很大，可能破裂，一旦破裂就非常危险在摘除肿瘤的时候，我们很小心，很完整地剥了下来。据经验判断，90%的可能是良性的。”
徐教授用了一个“剥”字，可见手术是何等的细心。90%的可能是良性，总还有10%的可能是恶性，不要说10%，就是1%也令人不寒而栗。五年前，也就是在这所医院，这幢外科大楼里，妻曾经在这里住院，那是我恶梦一般的日子，而今，恶梦又闯进了我的思绪。
忙完了，妻子从麻醉药中醒了，惦记着儿子。我留下岳母和二姐照料妻子，飞快赶到车站，搭上末班车回家。儿子在邻居家打瞌睡，又恰逢停电，农村的夜晚一片黑暗而死寂。见我回来，儿子醒了，要妈妈。我带他来到了招呼站，希望搭上返城的公车去医院。公车忙着回家，招呼也不停车。我们一片怅然，父子俩颓然回家。
16日，我又去请了假，先送儿子上幼儿园。在幼儿园门口，儿子突然说不去上学了，想妈妈。我要他去向老师请假。他见到老师，开口一说：“妈妈病了”便泣不成声，我一边安慰他，老师也安慰他，一边抱着他赶快离开，因为我的眼泪也快掉下来了。
来到医院，妻好多了，坠胀的感觉没有了，脸色也好看多了。只是肚子上划了一道长口子，又插了尿管，翻身很不方便。见到儿子，妻很高兴，不停地抚摸儿子的脸，儿子也“妈妈妈妈”地叫个不停。岳母和二姐累了一个晚上，带着儿子回大姐家休息去了。我陪着妻子，给她洗脸，抹手，擦背，倒尿，抱着她翻动身体，给她读书听。下午，妻感觉好多了，劝我回去，别耽误了人家学生太多的课。于是，我带着儿子回家去了。
晚上有课，回家时已快上课了。我让儿子看电视，我去上课。8点过，下课时，停电了，我飞奔回家。家里烛光摇曳——是一位邻居帮忙点上了蜡烛。儿子坐在板凳上，看着烛光出神。他没有哭，也没有叫饿，见我回来，只是平静而略带委屈地叫了一声“爸爸”我一下子觉得儿子长大了，懂事了。父子俩在烛光下和了些米粉，一起做汤元。吃完晚饭，已是9点多了——若是平时，儿子早就睡了。
寒冷的冬天，再加上停电，农村的长夜是一片冰冷的死寂。
没有妻的家，天是蹋的。
17日上午，我上了半天课，然后请了三天假。下午，带儿子去医院，陪伴妻子。岳母照料她的女儿渡过了最艰苦的两个夜晚，感冒了，虚得很，回家去了。儿子跟着大姐去了。空空的病房里，只有我和妻子。晚上9点多，楼下忽然一片哭声。我向窗下望去，是一群学生在哭他们的老师——老师离去了。我也是教书的，此情此景，我仿佛就觉得他们是在哭我。我不由感慨万千。
一周后，妻出院了。她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打了个车就回来了，不知情的还以为她出去旅行了几天。我在门口等她，像是在等我的新娘。
漫长而寒冷的冬季过去了，在2004年的春天来临的时候，妻也基本康复了。一天，她去街上找熟人闲聊，来到了我们做生意时熟悉的毛衣店。毛衣店的女主人不再，小伙计告诉她，前不久，女主人死了。
才27岁，她的儿子还不到1岁！妻发病前，还经常到毛衣店去玩，有时还帮忙做点活。一人多么鲜活的生命啊，做起生意来又热情又能干，时隔两个月，就消失了。
妻感叹不已。
经历了这些之后，我们很少再因鸡毛蒜皮的小事而生气。
日子又归于平静，一晃两年多过去了。
平静的日子是一辆快车，一路上平平安安，无波无澜，不知不觉就到了一个又一个站点，直到终点；痛苦是一段坎坷曲折的泥泞，经历时度日如年，倍受煎熬；然而走过之后才发现，平平静静的生活，平平安安地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原来，幸福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我能做到的，就是珍爱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