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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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需说明，本文所说的“情”字，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儿女之情，这是用一支号管统领着昂贵青春的军营所独有的，唯生命里有过军旅岁月的人才能体验才能感悟的情愫。至于“忌”字，则尽可以从通常意义上来理解，当然，如果准确一些说，也用“军旅岁月”这个范畴来框定一下更为合适，因为，虽是通常意义上的忌讳，却非军人莫属。

    细说起来，军人情愫的涵盖也是极广泛的，生生死死，悲悲喜喜，上下级之间，兄弟友邻部队之间，战友之间一个情字，是被泰山还要重的。我所要途述的，便是那种镌刻在心中，岁月风雨无论如何也打磨不掉的战友之情。而所忌讳之物便和常人无异了，一颗树，一条路，一道小河，一粒沙子皆可成为一种心理障碍。

    这些罗罗索索的文字就算是题解吧。

    1974年初冬，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以随一个参观团走访淮海战场。为了这次走访，我提前数日到徐州，在淮海战役纪念馆的资料室里，阅读了大量当年的战场史料。这些史料使我在此后的走访中受益无穷，几乎在每一寸战地，我都可以清楚地记起是几纵在这里作战，这里所发生的战斗始末，英雄壮举。皆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百里准海，没有了战壕，没有了堡垒，赭黄色的土地上，冬小麦倔强地泛着一片片绿色。若不是那些史料和寥若晨星的一些简陋的纪念性建筑在提醒人们的记忆，这一片土地上，已经没有任何战争踪迹可觅。

    半个月的匆匆时光，陈官庄，双堆集，一处一停，踏察战地，寻访当事人，到碾庄时，，日程表上只有半天的时间了。在公社会议室里，一位负责人和大家寒喧了一阵儿，唤来一位50多岁的汉子，说；“他在这里打过仗，他领大家去碾庄。”

    一群人呼呼隆隆出了公社大院，碾庄在东，离此不足二里地。碾庄过去叫碾庄圩，有围墙和东西南北四门。解放后，围墙拆了，门也臭然没了，只有东西南北四条村道依然。我们进庄该从西门，离庄还有200来米时，那汉子说；“大家照直进庄，转一转，从南门出村到陵园，我站在那里等大家。”说罢，不等领队回话，便一跛一跛地向南岔上另一条土路。

    参观团有二十多人，没有人去理会那汉子的话，指指点点地议论着径矗进庄去了。我有些不解。那汉子不是公社安排领我们参观的吗，怎么样没进庄便分道了？介绍时虽没有说他姓名，但说他在这里打过仗，这里是指碾庄吗？刚才他要我们自己进庄时，我注意到他的眼里似乎闪过一星光亮，那光亮又是缘何而起？一连串的疑问使我打消了进庄的念头，毅然尾随那汉子而去并因此听到一个令人肠断的故事。

    打下碾庄是1948年11月19日。那天，天有些阴，到处灰蒙蒙的。战斗之惨烈是空前的，血火映红天空，四野弥漫着呛人的硝烟，枪炮如雷鸣电闪，震得人什么也听不见。爆炸的气浪把冻土青苗高高地抛上天空，又冰雹般散落在地上。坑坑洼洼的弹坑战壕里，处处可见交织在一起的尸体。双方的代价都是惨重的，虽然那个国民党兵团司令黄伯韬在碾庄一役被击毙。

    有一个连队奉命从西门突进。离西门不到200米了，敌人突然加强了火力，枪炮齐呜，180多人战死多半。连长脚部受重伤昏迷。

    连长醒过来时，已躲在野战医院。碾庄自然解放了。部队移师徐州以西，准海战役一结束，又急速南下，克蚌埠后，便准备渡江战役了。连长在医院躺了几个月，他的伤势和身体都不允许他继续征战。他要求到地方工作，而且就在碾庄。

    他留下来了，开始，只是作为农民，昼夜平整被战争所破损的土地。他的腿脚不好，后来，组织照顾他，让他当了公社轧油厂的厂长。

    他就是领我们进庄半路岔上另一条道的那个汉子。

    26年了，每年的这一天，他都站在这条庄道上，遥遥地望着碾庄。有时，也往前走一段，然后便站住。碰有熟人招呼；“进庄啊？”他应着；“啊，进庄。”但从不走西面进庄。不仅这一天，赶集，办事有时，一天两次三次地进庄，或南。或北，宁肯多绕几里路。他说；“他的一连人大都倒在这条路上，他不能走这条路，那是踩在战友们身上。”

    参观团还在村子里，我们俩坐在陵园门口的石阶上，那汉子很平静地讲了上面那些话。然后，从贴身的衣服里掏出一本发黄的册子，说；“这是我们连的花名册，我一直留着，想他们时就翻开看看。”我肃然起敬地站起来，双手接过那本花名册，紧紧地捂在胸口，朝村西方向立正站着。我极想认识一下那些沉重的姓名，但终于没有翻开，我怕惊动那己安眠了26年的英魂。

    见参观团已出村朝我们走来，他要过花名册，重又装好。似乎他不愿望有更多的人知道他更多的经历。参观团集体向陵园里的纪念碑献了一个花圈，便赶往车站，去乘返回徐州的火车。在陵园门口，我们和那汉子告别。我走在最后，我和那汉子紧紧握手，我看见他，他也看见我，彼此脸上都有滚烫的泪落下。

    古往今来，缘于习俗或其他种种原因，人们忌讳之多，足可以编撰一部辞书。帝王之忌，官俯之忌，豪门之忌，贫民之忌民族之异，区域之别，尽成忌讳。虽繁杂得数不胜数，却皆是因心理因素使然。26年不走那条村道，自然也是一种忌讳。我没有问那位连长的姓名，因为我感觉着只消记住他曾是一位连长就行了。唯因他是连长，才会把自己连队的荣辱刻在心里，才会因战友鲜血染红过那村道而从不踏上一步。此忌，乃大忌矣！大忌方见大情大义，普天之下，孰可举一例与之相比！

    由此，我想起我的连长。

    我的连长姓姚，山东省牟平人氏。连长每吃饭爱端着饭碗一个班一个班地转。那时，连队多没有饭堂，各班在各自宿舍门前围着一圈，蹲着吃。

    记得是一日晚饭，天极好，晚霞真的火焰一般，风暖暖的，柔柔的，给晚餐笼罩一层温馨。连长照常端着饭碗挨班转着，到我们班上时停了下来，盯着饭盆看了一阵，转身喊道；“通信员，叫炊事班长抬着筐来。”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抬起头，一起朝我们班望。

    炊事班长掂着个筐朝我们班跑来，那筐是抬煤用的，极大，一个炊事员扛着根抬杠紧随其后。连长瞧也不瞧他俩，弯腰从我们班饭盆里夹出一粒黄豆大小的沙粒，说；“把这块石头抬走。”全连轰地笑了起来。炊事班长想笑，又忍住了。那炊事员倒不在乎，咧着嘴跟大家一起笑。连长不再理他俩，转身向别的班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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