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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暑假，虽说单位接收了我的派遣证，但却没有告知何日才能上班，只说还要等等等。也不知要等多久，我便到哥哥所在的城市去玩，正好听说附近有家中外合资的工厂准备开业，颇觉新奇，便吵着哥哥帮我报了名，一边在工厂做事，一边等通知。近来闲着无事，便时常想起那段仿佛已经很遥远的岁月了。
工厂就在离繁华的街道只有几十米远的地方。报到的那天，是哥哥带我去的，我们一人骑一辆自行车，我双眼不离地紧盯着哥哥的背影，唯恐一眨眼哥哥就不见了。骑了没多久，哥哥在一个院子门前停了下来，说到了，让我一个人进去。我放慢了脚步，看到高大的门柱上镶嵌着灰白色的大理石，两扇崭新的大铁门敞开着，两边还各有一扇小铁门，是关着的。有人在陆续地往里走，整个厂区像是一个放大的“几”字形。迎面是两排长长的用泥石砌成的花坛，里面栽种着四季青。花坛中间的水泥地面的尽头，是一排平房，进去的人都聚在门前，我也朝那里走去。
几个嫂子模样的人，站在一起说笑着，嗓门很大，时不时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还有一大群天真朴实的少女们，三五成群地说说笑笑，一脸的兴奋之情。看着这些即将成为同事的姐妹，我凭空对她们升起一种亲切之感，仿佛认识很久似的。
一个身材很矮的青年人，手上拿着一叠纸从平房里走出来，往里指着说：“大家都站到里面去，我要开始点名了，来的人说声‘到’就行了。”我随着人群走到里面，意外地看见几个男孩坐在椅子上，我还以为是清一色的娘子军呢。那青年人说完开始点名，那情景很像是坐在教室里让新来的老师认识他的学生。名字点完了，青年人接着说：“我手里拿的是厂规，每人一份，大家回去后，要把它们都背下来，明天上班后要检查的。”一边说，一边把手里的纸传开，还望着那几个嫂子笑着说：“你们这些老厂的嫂子也一样，这次请了福州的人来管理，听说是很严历的，那就不比从前了。”嫂子们听了，纷纷议论起来。青年人又和她们说笑了几句，见每人都拿到了一份厂规，便说：“大家可以回去了，明天八点钟上班。”
第二天，所有的人集合在厂房的三楼，车间很宽敞明亮，我和光明坐在一起，她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同事，有一对令人羡慕不已的乌黑的长辫子。检查厂规的是个中等身材的年青人，说一口不是很标准的普通话。听嫂子们说，他叫韩星。韩星拿着一张厂规，抽其中的几条让我们用普通话背出来。一个接一个，回答对的可以下班，回答不出来的重头再来，听着各式各样的普通话，我们在旁边暗自偷笑。
接下来的几天，我和光明都是坐在一起，分车间时，我们也分在了同一个车间，仍是坐在一起。管理我们车间的是一个女的，名字不记得了，只记得大家都喊她黄小姐。黄小姐长得不是很漂亮，但为人极是和气，说起话来，轻声细语，十分温柔，一口普通话比韩星的好听得多。她负责为我们讲解基本的操作知识。过了不久，另外两个年轻人接替了韩星和黄小姐，管理我们的是凌雨。
凌雨的身材很高，油黑的脸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嗓音粗哑。他人高腿长，微微有些罗圈腿，走起路来总是一副十万火急的样子，再加上腿还没动，上身已先行半步的姿态，使人看了总是想笑。凌雨的管理比起韩星来更令人“寒心”厂规里有一条：不许车间里有串岗和说笑的行为。我们这群年少好动的员工，当凌雨在车间里，每个人看上去还都是规规距距的样子，凌雨一走，立马就有人叽叽喳喳的，像一群不甘寂寞的小鸟，还相互走动。坐在最排的员工顺带放哨，看见凌雨快要进来时，赶快咳嗽一声，串岗的人一遛烟地就回到了原位上，吵闹的车间，一眨眼就哑雀无声。
也有措手不及被凌雨发现的时候，他立刻就会扯着嗓子一连声地喊道：“集合集合，赶快赶快，站成三排，赶快。”喊叫声就像发怒的海水，一浪高过一浪。等我们站好了，他就唏哩哗啦地训斥起来，和韩星同样的普通话更是令人难懂。有一次，他说我们是一群分子，令我们摸不着头脑，你望我，我望你，谁也没听懂。过了几天才知道，他说的不是“分子”而是疯子。更令人难忘的，还是那次全车间的人在太阳底下罚站。有个同事实在是支撑不住，要不是被身边的人手疾眼快地扶住，早就叭在了地上，有些人愤愤不平，带头回了车间，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凌雨来后不久，接替了全厂的管理，成效还是有的，但随着权力的上升，精采纷呈的事情也接踵而来。他把全体的员工集合在厂区里，各各车间站在一起，整齐地站成一排排，进行些立正、稍息、左右转、原地踏步等等的训练。有些姿势和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不同，有人戏称为“国民党的式样”那场面也颇为壮观，吸引了不少过往的行人叭在铁门上，乐不可支地观看。训练完了，还要进行分组表演，看谁做得最好。最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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