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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不是我的母亲，而是我的舅母。我出世那年，父亲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母亲和父亲便离了婚。父亲离家出走了，母亲不久又结了婚，我便成了多余的人。哥哥过继给了舅舅、舅母，我没地方去，便跟着去了舅舅、舅母家。
哥哥喊舅母叫“母”——客家人读“美”我也跟着哥哥喊舅母叫“美”“阿母”就是“阿美”我们的舅母就是“美”（母）。这样喊下来，不知不觉就过了几十年，一直到现在。可是，到去年冬天舅母去世，我们再也没有人可以喊“美”（母）了。
我们的“母”（美）是母亲和舅母的复合体，她担负了母亲和舅母的双重职责。因此，不管是小时侯，还是现在我们已经都为人夫、为人父了，我们都感觉喊舅母为“母”（美），比直接喊“舅母”或者“母亲（阿母）”都来得亲切、简洁，而且永远那么美好地贴近我们的心灵。
“母”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村妇女。她的普通叫人几乎说不出她的特点。去年冬天，小年前夕，在乡里的礼生为我们准备的祭祀“母”的家祭祭文中，我才晓得“母”自幼是被人贩子从衡阳拐卖到我们村里的。十六岁那年曾嫁给本村春江生产队的一个范姓青年，不晓得是因为生育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们离婚了。不久我舅舅从抗美援朝的朝鲜战场退伍回来，她便成为了我们的舅母，后来就成了我和我哥哥的“母”（美）。舅舅、舅母一直没有生育，我们就成为了他们的儿子。
“母”的普通更多的是她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家园。在我的印象中“母”似乎仅仅在她当生产队的妇女队长的时候去过一次县城，去县里参加全县的生产大会战动员大会，那时侯我们村还没有通公路，她是自己背着大米，和其他生产队的妇女队长们一道走路去的县城。我们村离县城七十多里路，她们硬是凭着满怀热情走了一百四十多里路，把那个大会开了。然后回到家乡，开始农业学大寨，开荒造梯田。
“母”的普通还在她在生产队出工从来不偷懒、不磨洋工。“母”是一个爱面子的人，干起活来总是不愿让人说闲话。所以，不管挑大粪还是割稻子，也不管是刨茶山还是摘茶叶，更不管是中耕耘田还是开荒挑土方，她都是一马当先，从来不肯落后。我的记忆当中“母”的最大嗜好就是洗澡，她几乎每天都要洗澡，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原因就是她每天都干活干得汗流浃背，两重衣服都象是从水里捞出来的，可以拧出水来。
“母”不仅在她当生产队妇女队长的时候出工干活如火如荼，在她绝大多数时间没当干部的时候，她依然和生产队的女劳力们你追我赶的，做事从来不肯落后。“母”的骨子里有一种东西一直在影响着我，那就是勤劳。不问报酬，勤勤恳恳地做事，这就是“母”和村里的妇女们流传给我们的最丰厚的财产。
“母”的生产队妇女队长没当上两年就换人了。不是因为她没有能耐组织妇女们生产劳动，而是她没有文化，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大字不认得，小字墨墨黑”“报纸上的字认得我，我不认得它”村里有个传说，说是有个女干部拿着一张报纸在看，大队的支部书记刚好从她身边经过，看见她看报的情形，就说，你的报纸拿倒了。那女干部赶紧把报纸递给书记，红着脸蛋说，我是拿报纸给你看的。这个女干部就是我的“母”
“母”是聪明伶俐的，她最大的缺陷就是从来没有读过书。我不知道后来我每天放学回到家里，家务之余“母”总是看着我，不准我晚上出去和伙伴们玩，一定要呆在家里写字做作业，是不是与她没有文化受过委屈有关。虽然那时侯到处都在宣扬“读书无用”论，在“批林批孔”我却被“母”逼着，不敢懈怠每天的功课——尽管那时是半工半读，功课少得无法跟勤工俭学的劳动量相比。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刚好初中毕业，我们参加了那年的高考，我居然以比较高的成绩考取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我想，这个功劳应该记在“母”的头上。
我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跟着“母”过日子的，我只记得我仍然可以赤条条的站在家门口的青石板上，让“母”帮我洗澡的时候，我就生活在“母”的身边了。
我人小饭量却大。有个寒假“母”去桐木供销社担货，顺便把我带到了我母亲身边，留下住了两天。回到家里“母”问我：你阿母端好多子（多少）饭给你吃？我说，一钵。三两啊？你吃饱了么？“母”问。我说，冒满（不很）饱。过几天，我母亲回家过年“母”痛痛快快责备了我母亲一通：儿子是你亲生的，饭都不给他吃饱，他长身体的时候，正是消得饭的时候啊！我和你阿哥都是每餐先尽他吃饱，我们才吃饭。
下一次，我到母亲上班的桐木供销社去玩，母亲便每餐端两钵米饭给我。
那时侯，生产队的底子很薄，全年的收入还不能满足社员的口粮。生产队是按照每家的工分计算口粮和年终分配的。为了挣口粮，七八岁的时候“母”就开始带着我到生产队去挣工分了。不管是学期中的农忙假，还是寒暑假，我和我的那些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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