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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山南水北，水是汉水，山为秦巴余脉。三千里汉水，自沈湾入襄境，河道顿宽，流速骤减，从此才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江。
或许是人与自然的天合之作，筑于秦巴门户、水域面积逾千平方公里的丹江口水库，让汉水这个发育于秦巴山谷的小家碧玉，在走出崇山峻岭之际在此梳妆休憩，沉淀内涵。而秦巴余脉的东南分支，犹如恋恋不舍的情侣，低眉顺眼，绵延起伏，缓缓盘踞于南岸，忠贞坚守着自己的护佑。北岸呢，一马平川，无有遮蔽，似是一位敦厚的大哥，敞开宽广的家园，迎接着千里奔波的“汉妹子”的到来于是，汉水因之而心净几许，因之而从容舒展，因之而恬然俊秀。
本是一路匆匆，到了襄阳大地，汉水却步态优雅，温良谦让。及至襄阳城，竟顺应由北而南的小清河、唐白河，包容互接，同向往南。善解“水”意的岘山，也居然收住东进的脚步，以“十里青山半入城”的优美姿态，静静聆听着“一江两河”的混声合唱。三水角力，迂回砥砺，积淀成洲。于是，在“一江碧水穿城过”的水中央，诞生了东有鱼梁洲、西有桃花岛（总面积达30余平方公里）的梦一样的“诺亚方舟”于是，江畔有山，山下有城，城中有江，江上有洲，山、水、城、洲浑然一体，有致布局巧夺天工或许，在中国的城市群中，还没有哪一个城市有这样足够大的水上客厅、这样足够美的天然氧巴、这样足够好的城市之肺！
更有聪慧的古人，为了城防需要，巧借汉水，沿城开挖壕沟，依沟砌筑壕墙，形成了外为壕堑（护城河）、内有城墙的防御屏障。自汉始，经过一代接一代和一次又一次地拓宽、掘深、垒实，至宋代，襄阳护城河的平均宽度已超180米、城墙长达7300多米。如今，91万平方米的护城河，因其宽为全国之最、保护为全国最好，而被誉为“华夏第一城池”她如一块巨大的翡翠，自西由南而东环抱着古城（北为汉江天堑），与饱经沧桑的古城墙一起，向世人昭示着襄阳历史的悠久与厚重。
这就是襄阳——侧卧一江内陆腹地唯一可以直接饮用的清水，扼守汉水中游70％的沃野，相伴2800多年厚重的历史文化，坐拥“得中独厚”的区位优势，以及四季分明、物产丰富、生产要素齐备的宜居宜业条件没有人不向往，没有人不痴迷。
可我在这里居住许久了，至今却没有一篇赞美的文字，不是因为我懒惰，亦非我无审美力，而是襄阳之美实在是美得无从着笔。
不过，凭着我的慢品细阅，我可以断言，在古老的华夏大地，在浩瀚的历史典籍中，与襄阳这座古城相提并论的城市当是凤毛麟角。
遥想先楚“辟在荆山”（司马迁史记。楚世家），开疆拓土，先后统一数十小国，顶盛时期领域东至海滨、南达粤界、西接黔境、北到黄河，威霸春秋战国840余载。而在襄阳就经历了开辟基业、强盛国力的两个重要而又长期（达500多年）的发展阶段。古邓城、楚皇城、九连墩这些名响华夏的荆楚遗址（所出土的绣、锦、纱、绢等图案千姿百态，车马、青铜器、玉器、漆器等工艺精美绝伦），端公舞、牵钩戏、唢呐巫音这些传承千古的楚风遗俗，楚辞（楚国辞赋家宋玉系襄阳人氏）、楚神话、楚礼仪这些熠熠生辉的文化结晶，无不闪耀着先楚智慧的灿烂，至今仍根植于襄阳大地，滋养着楚之子民精神。可以说，楚国的强盛之基积累于襄阳，楚文化的历史地位奠定于襄阳。这不仅在同时代的中部区域独一无二，就是在整个华夏大地也难有它域望其项背。
说到历史，让襄阳引以为豪的莫过于三国争雄。东汉末年，群雄并起，战事频仍，作为“天下之腰膂”的襄阳，命中注定会是群雄逐鹿的战略要津。一篇千古名策隆中对，使襄阳成为无人不晓的三分天下策源地，也使襄阳城西诸葛亮隐居10年的古隆中成为名垂千秋的智慧摇篮。在这里拉开帷幕的一场精彩纷呈的历史大戏，分分合合，斗智争勇，刀光剑影，撼天动地三国鼎立不足半个世纪，所演义的120回故事，却有32回发生在襄阳。司马荐贤、三顾茅庐、马跃檀溪、水淹七军、大意失荆州等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彪炳史册，千古流传；刘备、诸葛亮、庞统、徐庶、司马徽、刘表、简雍、习祯、黄承彦（诸葛亮岳父，襄阳名士）等一大批久历襄阳的三国人物，他们或为具有一定政治抱负的仁人志士，或为慕名流寓襄阳的智者隐士，或为襄阳本土成长的良将勇士，不但改变着当时的政治、文化、军事走向，也对未来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因之而名的历史遗存也千秋永在。如大名鼎鼎的古隆中、刘备脱险地檀溪、司马徽隐居地水镜庄、刘表呼鹰台、徐庶庙、庞公祠、凤林关与水淹七军古战场还有三顾茅庐、伏龙凤雏、攻心为上、龙翰凤雏、千头橘奴、心绪如麻、指日成功等等在襄阳诞生的三国成语典故，无不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纵观三国历史，始有隆中对策拉开魏、蜀、吴鼎足大幕，中有凤林关之役和水淹七军等惨烈战事，末有杜预发兵襄阳，东进灭吴，促成三国归晋。如果说三国这段历史是一个圆圈，那么它发端在襄阳，精彩在襄阳，终结也在襄阳。可以说，走进襄阳，就走进了三国，走进了龙腾虎跃、英雄辈出的那个年代！
在冷兵器时代，襄阳易守难攻，这得益于北有汉江之险、南凭岘山之峻、城据壕墙（护城河、古城墙）之固。然而，历史并不以一地之固而不变迁，朝代亦并不因一地之坚而不更迭。纵使号称“铁打的襄阳”也只不过是没落政权的最后屏障，或新兴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临时阶梯。作为“兵家必争”之地，有时候，这里是战争策源地，是两军决战场；有时候，这里是一个朝代终结的风向标，是一些武装叛乱的据点。几乎历朝历代，襄阳都有战事发生，仅有史记载的大小战役就达172次。三国姑且不表，前秦苻丕（苻坚之子）率17万大军攻襄阳，萧衍镇守襄阳反齐（后在南京称帝），宋朝岳飞抗金收复襄阳，宋元于襄阳大战6年，明末李自成攻陷襄阳从历次大的战事看，襄阳之得失，每每都关系到天下大势。尤其是当中国出现南北政权对峙时，襄阳更是谋求政权统一的基地。如蒙元不惜耗时39年，攻下襄阳之后，南宋很快灭亡。而在动乱时期，襄阳也曾沦为割据叛乱中心。如安史之乱后，李璘、梁崇义等人在此起兵割据，虽然维持时间不长，但却代表了一种草根政治力量。
无论是战乱频繁、战争间隙，还是历史终有那么几段兴盛安定的时期，襄阳总能以其惊人的修复力和特殊的吸引力，为天下有识之士所倚重，所偏爱，甚至屡屡成为全国性移民的重要通道和承载区。
从东晋至宋，历次战乱都有西北难民南迁。如唐末安史之乱，导致大量难民从西、中、东三路南迁。襄阳是最好的中路通道，此路北连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关涉人口多，南下道路畅。一时间“荆南井邑，十倍于初”（旧唐书？地理志），史载这次南迁中路难民达250万之众，留居襄阳者十之二三。历史上，由于南迁人数常常多过土著，朝庭不得不在襄阳采取侨置州、郡、县的管理措施。如南宋永初年间，祖籍西域（西晋时迁入西北）的康穆，率乡族三千余家迁至襄阳岘山以南，朝廷为之专设华山郡。靖康元年，金兵攻陷开封，官吏弃城而逃，百姓弃家避乱。襄阳进士王之望返乡时，发出了“岂无新人民，往往皆旅寓”的感慨。
伴随着被迫的“旅寓”或在一些相对安定的历史阶段，襄阳往往是一代俊杰或文人墨客的首选之地。比如，刘表治荆州的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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