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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那么一个人，一个我曾经恨之入骨后来愤愤不平现在似乎毫无感觉的村民，他就是我的邻居，被他的儿子和乡亲们冠以“雷公”称号的老者。之所以会记起他，是因为他猝然离我们远去，走得干脆、干净而迅速，宛如一道闪电轻轻划过天际，过后不留下任何痕迹。人往往是这样，某些人某些事某或某些物在你面前晃来晃去时，你熟视无睹，甚至反感得想一脚踹开他们，他们在你心里只如同雨水滑过荷叶般。只有他们突然安静了下来或者消失不见了，你才会在很偶然的某一刻发觉少了些什么。
去年在学校，我惦记着这么一件事情：雷公的老婆还能熬多久？她会不会于我在校时永远离开责难、病痛，回归大地呢？雷公的老婆（暂且称她为雷母）去年三月份患上了半身不遂，一半的躯壳不属于她控制了，虽然她在文革时期控制过许多的人，可是现在她终于品尝到控制不住自己的滋味了。雷母病重，生活起居得有人照顾，这种苦差，雷公可以说是责无旁贷。
雷公对待病重夫人的态度彻底否定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浪漫猜想，证实了报纸、电台、电视、杂志和书籍里面关于“相濡以沫”故事的虚伪，嘲笑了“一夜夫妻百日恩”的矫情。
那是在我提着一斤瘦肉去探望雷的过程中见到的事情。虽然我家和雷公家素来不和，可是雷母在我考上县重点高中后，于一个月黑风不高的夜晚潜入我家，反常地热心询问我的学业并慷慨解囊借给我五百块钱支持我的学业。所谓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去年暑假返家得知雷母正与病魔顽强抗争后，我觉得有必要看望一下她老人家，以证明好人有好报。
刚到雷母所住的房子外，便听到雷公在骂娘：“这死婆娘，怎么那么难伺候，叫我拿屎桶来，可你爱拉不拉的，究竟想咋的？”我提着瘦肉站在门外，看到雷公骂骂咧咧地，极不耐烦的样子，而雷母则躺在椅子上老泪浑浊。雷公见了我，好不容易换上另一副脸色，和我寒暄了起来，说着感谢与推辞的话，就那么几句，他就说他要去煲药了。我望着他，他依旧像一匹桀骜不驯的烈马，岁月的沧桑并不能消磨他的戾气，他依然我行我素，有话就说，直来直去，把自己的不满赤裸裸地暴露在太阳底下。他的眉宇微锁，可隐约还有一种慑人的气度，双眼虽有些许愁丝却依旧如苍鹰的眼睛一样，直勾勾地盯到你浑身发抖。他的身板还挺直，高大的身躯还如铁塔般，只是有一些颤动了，我想，妻子的病或多或少会费他的心神吧。可是他的话，仍然如匕首般锋利，冷涔涔地刺在雷母敏感的神经上，以往类似的话，我是见怪不怪的了，而今对这么一个无助可怜的病人，居然说出这么伤人的话，其勇气实非常人能比。
时间一晃，又是一年寒假，意外地获悉，卧病在床的雷母仍如老藤一样坚韧地耗着，雷公却捷足先登飘然西去。原来他驾着那辆八十年代上海产的凤凰牌的大尺寸自行车在路过邻村阿章二门口的大路时，毫无征兆地从平坦的路上倒了下去，再也没能起来。据说几个小时后，路人发现他倒在了地上，他当时的表情非常的不服气，愤怒的脸，圆睁的双眼，恨恨地瞅着天空，好像要把老天拽下来问个为什么。他死时没有流血，没有吐白沫，没有流眼泪，没有满身的尘土，没有，什么都没有，唯一的表情就是愤怒与不屈。他从来没有流过泪——自打我记事并认识他起，到死的时候也没有；这和他另外一个习惯可以相媲美——他从来没有拜过神，从来没有——有人说，他不把那些木头的神劈了当柴烧已经不错的了。
他走了，大家并不怎么悲恸，当然会有一种对所熟悉的人死去的习惯性和礼节性的悲戚。相反，有一个人大声喝彩，那个人就是他的大儿子，至今还是光棍一条的满脸胡须及满胸膛黑毛的被雷公怒斥为狗娘养的不孝子。大儿子简直拍烂了手掌，好像从暗无天日的旧社会来到了阳光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好像窦娥终于沉冤得雪，好像南霸天终于被红色娘子军干掉，他顿觉神清气爽，大快人心。他对外人说，终于有报应了，这雷公总算死了，这下子好了，一个残废，一个归西了。报应啊，报应啊。大儿子年轻的时候曾花两千块钱从广西购买了一个长得很“如花”的女人来当他媳妇。办酒席那天，雷公拿着一根扁担把她儿子的商品给打跑了。等待大儿子喝得醉熏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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