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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宗寓居凤翔之时，因为百官和宰相都留在了长安，身边没有大臣。只得任命兵部侍郎卢光启，权且勾当中书事，参知机务。韩全诲请求昭宗罢免崔胤之相位，李茂贞又举荐给事中韦贻范为相，昭宗不得不从。
天复二年三月，因杨行密据有江淮，实力颇强，昭宗便遣使淮南，拜杨行密为东面行营都统、中书令，进封吴王，使他统兵讨伐朱温。王建并有两川，也由昭宗颁诏，令他出兵。又加朱瑾为平卢节度使、冯弘铎为武宁节度使、朱延寿为奉国节度使，皆为遥领。加封武安节度使马殷同平章事、任命李琼为静江军节度使、马宾为武安军节度副使。令众人即日起兵讨伐朱温，其实统是韩全诲、李茂贞，强迫昭宗，下此诏命。
此时马殷在高郁的主持下，大搞经济建设。经过两次南征，马殷已经控制了武安军和静江军共十三个州。地盘也不算太小，要知道后来钱镠建立的吴越国全盛之时也才管辖十三州。虽然地盘扩大，实力大增，但是面临的对手也开始变得强大。
马殷面临的压力还是不小，北有成汭和杜洪、东有杨行密和钟传、南有正在变强的刘隐、西边则是盘踞朗州的雷满和湘西蛮民，这些人的实力远不是刘士政、蔡结等人可比。要想保证这块好不容易得来的地盘，除了要必须有一支庞大、强大的军队来保卫。
此时马殷的麾下已有十万士卒，要养活这支军队，就需要大笔的钱财。历经战乱的武安军和静江军所管辖之地，却是人口稀少，经济萧条，百姓穷得叮当响。百姓没有被饿死，已经是万幸，还何谈纳税？可是没有税收，马殷怎么去养活军队和各级官吏。
马殷曾经的上级秦宗权、孙儒都以强大的武力横行一时，打下了比马殷更大、更富的地盘。但是他们只会掠夺抢劫，不会搞生产建设。最终不仅无法保住抢到手的东西，连性命都搭进去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自己绝对不能再重蹈他们的覆辙。马殷暗自想着。
趁着湖南暂时没有成为强藩的觊觎对象，朝廷也无暇顾及，马殷开始对所辖的十三州进行精心治理。马殷在训练士卒、严明军纪的同时，采用与民休息、兴修水利、鼓励农桑等策略。
马殷授权给高郁，让他全面主持经济革新。高郁本就成生长于经济发达之地扬州，自小受过浓郁的商业气息薰陶，眼界开阔，头脑灵活。扬州人向以“俗好商贾，不事农业”闻名，高郁认为要搞活经济，赚到大钱，非从商业下手不可。
马殷、高郁改革的头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在湖南大力发展茶叶的种植和贸易，同时取消关税。
自汉朝以后，得益于前人传下来的饮食文化，茶叶逐渐成为一种饮品。由于制作工艺尚不纯熟，茶的制作成品颇高，故当时只是作为一种宫廷御用品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制作工艺的进步，烹茶技术逐渐得到推广，饮茶之风逐渐在民间流行。到了唐代，随着茶圣陆羽的《茶经》问世，茶叶已经成了唐朝官员和百姓的生活必需品。《唐会要》里记载，“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
晚唐时期，由于北方战乱频发，而江南相对稳定，因此经济重心逐渐南移。而江淮之地由于水网密布，大运河贯通南北，交通运输十分便利，于是成为了主要的产茶地。淮南节度使治下的歙州、浮梁等地成为了当时最重要的茶叶交易中心。这里的茶叶沿着大运河北上，输入山东。再沿着黄河西进，流入东西两都，形成了一条庞而不杂的茶叶贸易网。茶税，也成为唐朝最重要的税收之一。
在古时专卖制度是除税收之外，朝廷最重要、最稳定的收入来源，比如汉武帝时期开始推行的盐铁专卖。唐朝收归专卖的第一个就是食盐专卖，岁入约二百七八十万贯，黄巢就是私盐贩子的头头。而第二个就是茶叶，岁入约八十万贯。自唐朝中叶以后，饮茶习俗遂步扩散，需求量逐年上升，只要把握得好，里面蕴藏着无限的商机与利润。
但是唐代的湖南既不是食盐产地，也不出产好茶叶。湖南又不靠海，没有盐池或盐井，自然产不了食盐。但是湘江两岸的土地肥沃，降水丰沛，气候温和，非常适合茶树生长。产茶不多是因为当地闭塞，官府民间都不重视。民间没有种植茶叶的习惯，因而没有引入良种。
当时天下的好茶出在江淮。当年朱温与杨行密交恶就是因为茶叶，朱温逮捕了杨行密派到汴州的唐令回，并没收了淮南的茶叶一万担。如果朱温、杨行密两个强藩一直睦邻友好，大运河维持畅通，那江淮茶叶可以凭借其悠久的名声和良好的质量，可以轻易将后起的竞争
者扼杀于摇篮之中，从而垄断了市场，就不会有湘茶什么事了。
湖南本来也一直有小规模种植茶叶的传统，比如衡州的茶叶质量还不错，也小有名气。但由于交通不利，再加上湘茶的质地较江淮、川蜀略逊，这些茶叶难以销往外地。所以，湖南的茶叶种植一直以来就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局面。
但朱温与杨行密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敌对状态，并且在清口之战后，两者谁也灭不了谁的态势越来越明显。中原与江淮成了死敌，军事上严重对立。两者间的经济交易自然全部中止，并且这样的状态保持了数十年之久。而另一个重要的的茶叶产地四川，由于当时的四川王建也一直和朱温作对，因此四川的茶叶也无法进入中原。
对于湖南的茶叶，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湘茶能够迎头赶上的绝好时机！高郁看到了这个机会，于是积极引入茶种，推广种植。高郁在实施的过程的，不急于谋利，而是让利于民。
为了促进茶叶的生产与贸易，高郁取消了茶叶专卖的制度，采取“令民自造茶”、“听民售茶北客”的宽松政策，让百姓自己制造茶叶来吸引商家。在唐代，茶叶和盐铁一样，民间私自买卖被抓到，轻则杖责，重则杀头。茶叶买卖，是一条民众不敢碰触的禁区线。这条保守的措施，无形中为唐朝的茶叶贸易设置了一道枷锁。高郁把这道枷锁的束缚彻底抛弃，为湖南的茶叶生产大开方便之门。
高郁允许茶叶自由贸易和取消关税之后，各地的茶商源源不断的来到湖南，与茶农直接交易。茶叶有了销路，茶农的种茶积极性大大提高，“属内民皆得摘山收茗筭，募户置邸阁以居”，百姓的收入也大大提高，生活也有了保障。三湘之地，迅速代替江淮成为全国最大的茶叶市场。
于是，各地茶叶市场到处是湘茶唱主角，从开封到洛阳，从青州到凤翔。甚至岭南、八闽、吴越等地都是湖南的茶叶在唱主角，湖南的经济迅速腾飞。马殷手上的钱也多了起来，军心稳定，百姓归心。
高郁采取的第二个措施就是：铸造铅铁钱。“湖南地故产铅铁，用高郁之策，铸铅钱，以十当铜钱一；已而又铸铁钱，围六寸，文曰「乾封泉宝」，用九文为贯，以一当十”。茶叶市场的繁荣拉动了湖南的商业，当时赴湖南做买卖的商人数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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