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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更高，风险也大。那时的一般富户，在战事上都看好吴楚七国的叛军。讨伐失败，则列侯的性命怕都难保，又从何处去向他们讨债？因此没有一个人肯借。
在关中，独有一个姓“无盐”的，贷放了一千斤金子。三个月以后，吴楚七国的叛乱讨平，无盐氏平地一声雷，增加了十倍的财富。都因为他具有政治眼光之故。
以刁间的为人而论，他也决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吴楚七国之乱，齐王本来也参加了叛乱组织，中途反正，以致临淄为胶东、淄川、济南三国所围。城中物资缺乏，这也造成了刁间的机会。
利用机会就是乘时。机会稍纵即逝，所以坐而乘时以外，还该起而争时。治生或者说致富的过程，在那时有三个阶段：第一“无财作力”以劳力赚钱，稍有积蓄，便是第二“少有斗智”因为资本太小，一方面亏蚀不起，一方面要争取暴利，不得不费尽心机，想出许多“花招”来取胜，于是第三：“既饶争时”默察时势环境的变化，掌握机会，大量进货、抛售，或作远程的投资。
这个过程与目前的情况，几乎完全吻合。所谓“少有斗智”正就是中小企业经营之所以特感吃力之故，一旦有了数千万的资本，就不必再去冒险投资，只要挑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企业投资，必有盈利，成为“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的现代“封君”
但是，这样舒服的做法是不大可能成为巨富的。要成巨富，还须“争时”放远眼光，走在别人前面。当然，仅有眼光是不够的，作为一个第一流的货殖家，要像刁间那样具备“智”、“勇”、“仁”、“强”四种品德。
这是白圭的理论，而为刁间所充分实践。白圭是洛阳人，生在战国初期，周威烈王的那个时代。其时有个有名的经济学家，名叫李俚，帮助魏文侯从事经济革新，获得极大的成功。李俚是个重农主义者，所以他的经济学说，偏重在农业方面的改革，概括而言，可得八个字：增加生产，调节盈虚。
增加生产的主要途径，是在充分发挥土地的生产力。试以一百里地方作计算，共有九万顷的面积，每顷一百亩，共九百万亩。其中山林、河流，以及城市村镇等约占三分之一，则还有六百万亩的农田。如果农夫稍微勤一些，每亩至少可以增加三升粟的产量；相反地，稍微懒一些，就会减产，一进一出相差六升，则六百万亩田，就会有三千六百万升粟的增损。因此必须力田以“尽地力”
其次是研究农产物的价格与整个国家社会的关系。谷贱伤农，谷贵伤民。“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所以农产物的价格，贵与践都不是好事，从而导致出一个“适中”的结论。
那末，如何才算适中呢？这也有一个算法，以五口家，耕田一百亩，在普通年成来说，约可收粟一百五十石。除去什一之税，剩下一百三十五石，再除衣食祠祭之费，不足约十五石，而医药丧葬之费，还未计算在内。此所以要“尽地力”以增加生产，提高收入。
但增加了产量，如果因供求关系而跌价，则仍不能使农民获得实惠。所以价格一定要维持稳定，不使其受产量增减的影响。换句话说，是要使农民在丰年卖出多余农产物所得的现金，在荒年仍旧能够买回等量的农产物。根据这个目标，李俚所订的办法是，将年成分为六等，平岁算作“下熟”其上有“中熟”、“上熟”两等，其下有“小饥”、“中饥”、“大饥”三等，上熟的年分，一百亩可收票六百石，大饥则只收三十石，多寡的比例为二十对一。
调节盈虚的办法，在理论上也很简单，丰年由公家收买谷物，荒年由公家以平价卖出，等于由公家提出一笔巨款，代农民保管谷物。这个方法行于魏国，魏国得以富强。
因此，当时“尽地力”之说，是个极其风行的经济理论，治生者亦多偏重于农业方面。唯有白圭“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配合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发展出一套收买“期货”由少变多的商业理论。
白圭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经商如用兵斗智，此一说还不足为奇，而以“商鞅行法”作譬，是他理论中最深刻的地方。商鞅行法，任法不任人，绝无通融的余地，如果这样做生意，一定把客户都得罪光。所以白圭的这个譬喻，意指“自律”而言，换句话说，他自己所定的办法，所开的条件，一定做到，这样才能建立卓越的信用。
“智、勇、仁、强”四字，他也有相当具体的解释。智为权变，随时要考察情况的变化，采取适当的对策。原来预定到某地去买丝的，一看行情，买棉花比较更有利，使不能胶柱鼓瑟，非买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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