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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出生在川东的一个小镇上。解放前,父亲靠做粮、油、棉花生意为生,但父亲年轻的时候是典型的“耍娃”心思不在生意上,整天吃喝玩乐,抽烟、喝酒、赌博、唱川戏样样在行。爷爷去世得早,父亲很快就把爷爷攒下的家业“耍”完了。为此,母亲经常跟父亲吵架打捶,街坊邻居都知道。但世事难料,幸好父亲把爷爷的家业“耍”完了,要不然,解放后我家的成分不是地主就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父亲也许早就被革命群众斗死了。
解放初期,父亲曾经风光过,当上了镇上川剧团的导演和团长,经常领着一帮人走乡过县四处宣传毛泽东思想。57年整风反右,父亲因为在戏剧中“影射”了镇上一个当权派而被革除公职下放农村劳动。父亲吃不惯农村的苦赖在家里当“黑人”而母亲和儿女们却由居民变成了农民。我是60年代出身的,随母亲成了农民,看到别的同学初中或高中毕业就能招工当工人时,我羡慕得要死,我在心里恨父亲,只好走读书考大学这条跳出农门的独木桥。结果,读了4年高中,参加了3次高考,最终考上了中专,在小镇上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应该说,我能考出来,除了自己的努力外,还与父亲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也许父亲懂得我的心思,无论家里怎样贫穷,地里急需劳动力,父亲都坚决支持我复读考大学,为此他还忍受着痛苦戒过烟酒。我考上中专后,父亲灰暗的脸上也有了光彩,他说:“我们陈家也出了读书人!”
父亲在当“黑人”的时候,为了养家糊口,挑过河沙,拉过架子车,当过搬运工,后来不知怎么的就学会了修自行车,在街上摆修车摊糊口。后来形势的需要,父亲加入了镇上的“街道手工业组织”恢复了居民户口,成了光荣的“街道小手工业者”而母亲和儿女们仍然是农村户口。
父亲在辛苦劳作之余,也不忘享受生活。每天早晨起床后,父亲都要端着那只铁质的花色茶杯到镇上惟一的茶铺上去喝早茶,与茶友谈天说地,交流小道消息,几乎风雨无阻。晚上更是父亲享受生活的时间,吃晚饭的时候,父亲坐在一把竹椅上一边喝酒一边收听川剧节目,酒是老白干,下酒菜是一把瓜子或花生,父亲自斟自饮,摇头晃脑地跟着收音机里哼唱川剧,常常要喝到晚上11、12点钟才上床睡觉。有时候,我和妹妹嘴馋,趁父亲陶醉在川剧中时,将桌上的下酒菜一扫而光,等他发现后桌上已颗粒不剩,这时父亲总要训斥我们说:“你两个娃娃也是,这是下酒菜,你们当饭吃嗦!”
父亲对烟酒的嗜好是出了名的,即使在生活最贫困的时候,他也不曾丢下过。记得父亲没钱买烟抽,烟瘾发着没法控制时,曾让我和妹妹到街上去给他拣过别人扔下的烟屁股,然后父亲将其中的烟丝用白纸条裹成烟来抽。父亲没钱打酒喝时,曾痛得弯下腰,用手捂着肚子满头大汗地“走”回家来,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母亲含着眼泪拿出私房钱,让我给父亲打一两老白干回来,父亲喝下后,立即不痛了,腰杆也能伸直了。难怪邻居们在背后笑称,父亲是“酒罐”
老实说,小时候我打心眼里看不起父亲,因为他让我从小当了农民,因为他嗜烟酒闹了一些笑话,让别人嘲笑我是“酒罐”的儿子。所以,每当父亲用他的人生经验和文史知识教育我时,我总是不以为然,故意跟他抬杠,让他感到十分难堪。这时,父亲总是痛心地说:“你娃娃,完了、完了、完了!”直到考上中专后,我才慢慢地理解了一生坎坷而艰难的父亲。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在北方读中专。听母亲说,父亲死于肝腹水,临死前吐出来的黑水水有4、5脸盆。父亲死的时候很清醒,母亲问他叫不叫我回来?父亲说这时我正在期末考试,已经考了多少科了还剩多少科,不要影响他考试。他让母亲把我的照片拿给他,他看着我的照片,流着眼泪,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父亲临终时留给我的话是: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做个堂堂正正的人。
父亲去世的时候才58岁。当我考完试,千里迢迢赶回来时,父亲已经躺在一堆黄土里了,我与父亲阴阳两隔,千言万语与谁说?面对父亲光溜溜的坟头,我的眼泪再次流淌下来。
从此,平凡的父亲就永远地活在了我的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