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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凡有一件事，总是永远缠夹不清的，大约莫过于在我们中国了。
翻外国人的姓名用音译，原是一件极正当，极平常的事，倘不是毫无常识的人们，似乎决不至于还会说费话。然而在上海报（我记不清楚什么报了，总之不是新申报便是时报）上，却又有伏在暗地里掷石子的人来嘲笑了。他说，做新文学家的秘诀，其一是要用些“屠介纳夫”“郭歌里”〔2〕之类使人不懂的字样的。
凡有旧来音译的名目：靴，狮子，葡萄，萝卜，佛，伊犁等都毫不为奇的使用，而独独对于几个新译字来作怪；若是明知的，便可笑；倘不，更可怜。
其实是，现在的许多翻译者，比起往古的翻译家来，已经含有加倍的顽固性的了。例如南北朝人译印度的人名：阿难陀，实叉难陀，鸠摩罗什婆〔3〕决不肯附会成中国的人名模样，所以我们到了现在，还可以依了他们的译例推出原音来。不料直到光绪末年，在留学生的书报上，说是外国出了一个“柯伯坚”〔4〕，倘使粗粗一看，大约总不免要疑心他是柯府上的老爷柯仲软的令兄的罢，但幸而还有照相在，可知道并不如此，其实是俄国的kropotkin。那书上又有一个“陶斯道”〔5〕，我已经记不清是dostoievski呢，还是tolstoi了。
这“屠介纳夫”和“郭歌里”虽然古雅赶不上“柯伯坚”但于外国人的氏姓上定要加一个百家姓里所有的字，却几乎成了现在译界的常习，比起六朝和尚〔6〕来，已可谓很“安本分”的了。然而竟还有人从暗中来掷石子，装鬼脸，难道真所谓“人心不古”么？
我想，现在的翻译家倒大可以学学“古之和尚”凡有人名地名，什么音便怎么译，不但用不着白费心思去嵌镶，而且还须去改正。即如“柯伯坚”现在虽然改译“苦鲁巴金”
了，但第一音既然是k不是ku，我们便该将“苦”改作“克”因为k和ku的分别，在中国字音上是办得到的。而中国却是更没有注意到，所以去年kropotkin死去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上海时报便用日俄战争时旅顺败将kuropatkin的照相，把这位无治主义老英雄的面目来顶替了〔7〕。
十一月四日。
二
自命为“国学家”的对于译音也加以嘲笑，确可以算得一种古今的奇闻；但这不特是示他的昏愚，实在也足以看出他的悲惨。
倘如他的尊意，则怎么办呢？我想，这只有三条计。上策是凡有外国的事物都不谈；中策是凡有外国人都称之为洋鬼子，例如屠介纳夫的猎人日记，郭歌里的巡按使，都题为“洋鬼子著”；下策是，只好将外国人名改为王羲之唐伯虎黄三太〔8〕之类，例如进化论〔9〕是唐伯虎提倡的，相对论〔10〕是王羲之发明的，而发见美洲〔11〕的则为黄三太。
倘不能，则为自命为国学家所不懂的新的音译语，可是要侵入真的国学的地域里来了。
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12〕，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13〕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而他的序文中有一段说“案古简所出为地凡三（中略）其三则和阗东北之尼雅城及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三地也”
这些译音，并不比“屠介纳夫”之类更古雅，更易懂。然而何以非用不可呢？就因为有三处地方，是这样的称呼；即使上海的国学家怎样冷笑，他们也仍然还是这样的称呼。当假的国学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国学家正在稳坐高斋读古书的时候，沙士比亚〔14〕的同乡斯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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