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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必要时提出批评和质询，是人大代表的职责。审议过程中，不同观点的碰撞是很正常的事，谁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哪一部分提出意见和批评了？为什么？赞成者又是怎么看的？谁的看法更合理？结果会对现实带来什么影响？
这一年我们没去人民大会堂，也没有临时兴起把代表拉去小学或医院，抓个热点谈——代表的位置在人大分组审议的现场。
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我用了四年才走到这一步。
定下此事，演播车开到人大代表团门口候命，才发现一个可怕的问题。同事说：“三月五号开篇这天直播什么啊？代表们都开会去了，二十分钟，采访谁啊？”
我也发愁，汪汪转过来看着我。
我说：“谁？……我？你疯了吧，我一个人说？谁要看啊？”
汪汪日后信里承认她当时像卖保险的：“死乞白赖地和你掰扯，说只能靠你嘚啵了，放心，哪能把你撂那儿呢？说个十分钟就行了。掰扯了几个来回，你突然说：‘其实二十分钟也没关系，我就是算准了时间好准备。’我顿时闹一大红脸，心事被人拆穿的感觉。其实你并没有讽刺我的意思。”
呵呵，我早想好了怎么报复她。
直播开始，我说：“请导播切一个会议室画面。”我知道后期导播台上汪汪会面无人色——哪儿有直播前不沟通，临时要求切画面这么玩人的？
我心里知道她行，汪老师，来吧。
我等了一秒钟，猜到她已经切到了空无一人的会议室，就用这个画面说开场白：“子路问孔子，您从政的话，第一件事是什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这句话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对权利的界定要有清晰的认定。这些空无一人的桌椅，其实就是宪法赋予代表的知情、参与、表达、监督的权利。”
播完之后，我遇到申勇，他说：“第一次感到这个空荡荡的会议室这么庄严。”
节目结束，看到一个人在我博客里留言，说柴静像个“教士”，絮絮不休地说着一些正确但是无人会听的话。是，电视机前的人端着碗就走过去了，我在耳机里甚至听到跟我连线的主持人把话筒关了在闲聊。
我知道可能没人听。但这事儿就像谈恋爱一样，跟别人没关系，只看自己能不能配得上自己的期望。
第一天节目完了，晚上十一点，我在咖啡厅对着第二天的文案发呆。汪汪笑眯眯地来观赏了我一会儿，当天日记里写：“她有气无力地和我说：‘第二天可麻烦了，太乱了。’我很薄情寡义地想，这就不关我事了。我一向如此，就她那可怜样老忘不掉。”
乱，往年只做单独一位代表的议案，现在需要去找到同一议题的不同意见方。编导们更可怜，半夜三更挨个去了解每个代表对问题的看法：“今年我们直播，不需要您念发言稿，您就按您自己的想法那么说，有不同意见也可以随时插话。”
人家满脸狐疑：“那不就吵起来了么？”
“是啊，可以的。”
第二天，浙江一位人大代表叫庄启传，斜靠在栏杆上抽烟，看我们在那儿布线，我过去打个招呼聊两句：“您等会儿的观点是什么？”
他似笑非笑：“不就是听你们央视的导演么，让演什么演什么。”
我说：“我们要的是您演您自己。”
“我敢说你敢播么？”
“您是人大代表，我们是直播，您只需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就行了。”
直播中，代表邱继宝讲他的飞跃集团在政府支持下渡过难关的三点体会，刚说到第二点，就被庄启传打断了：“你的观点我认可，依靠政府解决问题。但是，政府给你的只是思路，不可能把全部问题都解决掉。可能更重要的……”邱继宝大声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坐在旁边的人大代表周晓光抢进打断：“邱先生的企业在我们浙江，是大企业。但我们浙江还有几十万家小企业。”
“企业解决问题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如果过多依赖政府，这个企业就没有出息，走不远。”庄启传找个空子还是把话说完了。
邱继宝本人脸涨得通红：“当然得企业主导，关键是企业要面子还是要金子……”
原定八分钟的会议直播一直在往后延，居然耳机里没人告诉我什么时候停，汪汪发短信给我：“播出线上沸腾了。”
会议结束，现场的两位纸媒同行议论，说这下中央台倒霉了：“本来他们要拍邱继宝发言呢，结果变成一场大争论了。”
我把邱继宝请到直播的镜头面前：“这些反对你的声音都是直播出去的，你会觉得尴尬和不舒服吗？”
“作为代表，怕尴尬就不要去写建议，你为了把深入的意见建议真正带到两会上形成国家的共识，你肯定要结合实际，不对的跟他争，谁有理，谁就是精英。”他说。
“争论不是会让意见更分散吗，你为什么说可以达成共识？”
他说：“只有通过争论才能达成共识，争论是争真理，有理走天下。”
直播结束，我们进了电梯，邱继宝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这也是第一次啊。”
“什么第一次？”我说。
“我们开始有了真正的‘议会新闻’。”
做这样的节目，编导心里没底，问我：“直播中到底发生什么，没法把握，你能不能先给我你的提问呢？”我说我通常只准备材料，现场听，具体要问什么，可能到了那个时候才能知道。
汪汪说：“也有编导说他不喜欢你，觉得你欲望太强了，总觉得拼命想证明些什么。”
我知道她什么意思：“也许是我真不认为直播前需要什么都准备好……别介意，我就是这么想的，如果记者不向未知的东西去问，那这个节目好不到哪儿去。”
“看你采访，眼睛都放着光，攫取的光。”
我跟她已经熟到了可以胡说八道的地步：“攫取，对，提问者就得攫取。我还太不够呢，好采访是一刀一刀把一个人的魂儿活活儿剥出来晒，这个剥里面全是逻辑，递进，环环相扣。”再返过头吹捧她：“但是编导在后期的台子上是神啊，剪辑和导播一秒之间，差之千里，一个镜头的调度，就是全部人生。多牛啊。这种各自归位的陶然——哎你没觉得我比以前嘴儿甜了么？”
她嘿然一乐，把一份策划案放桌上，食指一搓，推到我面前，“这个你肯定喜欢。”
是个叫老毛的代表，淡黑脸，浓眉毛，两会发言时，当众掏出一瓶深黄色的水，往桌上一蹾：“这是我视察时看到的被污染的河水，纯黄色的呀……这就是当地十八个乡八九万农民喝了十几年的水。老百姓真是太苦了。当地最长寿的人也只有六十五岁，因为体检不过关，已经多年没有年轻人能去当兵了。这次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大篇幅提到环境保护，可见中央是多么重视。但为什么一条受污染的河流就是治理不了？有关部门协调工作太不实在，说实话就是失职！”他的手不断敲桌子，自来卷的头发，都震得掉在眼前了。
当时担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华建敏说：“老毛，你把这水给我，我给你落实。”
“哎呀，听了这话，我太高兴了呀！”他说这话的时候，六十岁的人，眼睛是湿的。
直播那天，代表团的负责人摸不清老毛的套路，想着要对我们直播负责，就跟他打招呼：“老毛啊，你发言的时候，我待会给你打手势，你看着点哈。”
老毛这次拿了支玉米来，是要反映粮价太低了：“这么大穗，才三毛钱，你摸摸。”
是，一大粒一大粒，金子似的。
直播里，老毛还是和另一位职务是粮库主任的代表争了起来：“城里人挣工资，涨工资速度很快。一九七六年以前，每斤玉米八分收购价，当时工资四十元左右。到二〇〇八年，玉米按提价到八到九毛算，只提十至十一倍；而城里人工资已经达到一千三至一千四百元，至少提了三十倍以上。如按三十倍涨粮价，玉米现在应该是两块四往上。”
另一位代表说：“这肯定不行，粮食是特殊商品，这么涨宏观经济要不稳定了。”
他说他知道，但是“得把农民的利益补上，种粮的人要有个奔头，你看看你看看多好的玉米”，边说他边把玉米棒子塞在人家手里，劲真大，玉米粒都搓下来了。
就这么“吵”了四十分钟。老毛嗓门大，我连找个缝隙打断他都不容易，最后两位算有个基本共识，说粮价一定要涨，“小步快走”。这话后来写进了中央文件。直播完，人家过来拽一把他袖子：“哎呀妈呀你刚才咋不看我呢，我拼命打手势，幸亏讲得还行，你把我吓死了。”他嘿嘿笑，说刚才我扭过头装作没看见你。
人走了我问老毛：“你没顾虑么？”
“我就是个农民，还能咋的？”
“他平时是你领导啊。”
“我俩是平等的，都是代表。”
汪汪后来老念叨这一期：“那时候我们心里没底，因为没有套路，采访的时候就像新闻正在发生，节目虽然粗糙，却充沛着一种糊涂辛辣的感觉。”
我说：“咱们这个活儿像厨子一样，要有那个烈火一腾，下锅的时候响油刺啦的感觉。”
吹牛这种事吧，紧跟着就是丢人。
我的现场导演是红梅，她做事靠谱，不是她的节目，我也央求她在，踏实。相处久了，她说：“我看了你好多天，其实你什么特别之处也没有，你就是平常说话。”
我还挺得意……啊，总算。刚入行的时候，老向观众挤眉弄眼，在心底大喊：“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呀。”红梅这么一说，我还以为七年下来，我真学到了平常说话。
结果某天直播，说起大家听政府报告，我顺口就说“万人空巷”。等后来看这段视频的时候，我汗出如浆，羞愤地踢我自己：“这词儿他妈的你从哪儿学的？你怎么就敢这么用？”
我知道我是哪儿学的，还蹲在我爸的办公桌下捡烟头玩的时候，作文里就写：“平地一声春雷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了……”
我的文学启蒙书，是从厨房翻到的批判胡风的文件汇编，我自发创作的第一首诗是献给雷锋叔叔的。跳皮筋的时候，小女生唱的歌谣是：“一朵红花红又红，刘胡兰姐姐是英雄，毛主席题词金光照，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我还以为我都忘了。哪忘得了？只要不留意，它顺嘴溜出来比什么都快。也没别的办法，只能在日记里羞辱自己：“我跟你说小柴，就冲你这敢这么用这个成语，将来杀人放火的事儿你都干得出来！”
人性是这样，光靠自己靠不住。
有时候累了，半夜回来，就想着明天节目不管了，先睡吧，但看到有人在我博客留言：“你观察两会，我观察你。”
心里一动。又在桌前坐下来准备材料……有人看着，不敢太轻慢。曾国藩说得对，世间事一半是“有所激有所逼”而成的。
两会也这样，会上有位呼吁停止银行跨行收费的黄细花代表，这事她从广东两会一直追到全国两会，我问她为什么这么较真。
她半开玩笑说：“还不都是让你们媒体给逼的。”
我问一个哈佛的老教授，社会上这么多问题，改起来有很多惰性，怎么改？他说，让问题浮出水面，让它“不得不”改变。
我们第一次在直播中现场连线，让选民全程在线听会，直接对代表作出评价。有记者采访我，瞪大眼睛问：“难道不满意也能说啊？”
“当然可以啦，这是社会常态，有满意就有不满意，有了不满意才能更好地督促代表履职。”
采访农民工代表康厚明的时候，我们连线了深圳的农民工吉峰，他在直播中批评康厚明前一年履职时“过于软弱”。这是我们两会节目里，第一次出现对人大代表的批评，未见得全面客观，但可贵在于呈现了分歧。第二年，吉峰听到康厚明在两会上谈到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续，地方保护主义是绕不开的障碍之后，给了他掌声。
连线最后，我问吉峰：“你为什么要提出你的意见和疑问？”
他说：“我们不对自己的事情关心，谁来关心呢？”
直播完，回来车上有同行问：“你们这节目这么说那么说，会不会有风险？”
我想起老毛，当天采访完他先走了，我正在直播镜头前采访另一个代表呢，忽然眼前一黑。
一个黑影直接从镜头前穿过。
全场皆惊。
是老毛，嘴里还唠唠叨叨：“我的玉米呢？”他一把从我身边的桌子上拽走了那只黄澄澄的大穗玉米，看都没看这一屋子人，和正对着的镜头。一回身，又从直播镜头前昂头阔步出去了。
玉米是刚才采访的时候他落下的。他带玉米来，不是当电视台的道具，急着要拿回会场，是去说服其他代表。他心里眼里都没有直播的镜头。
这只金穗大玉米两会结束后我要来了，放在我家书架上，是四年两会我留的唯一纪念。
二〇〇九年以后，我没再参加两会的报道，汪汪还是写信给我说说人和事的进展。她有时候沮丧，有时候兴致勃勃，有时候对我不耐烦：“你说得太天真，你能做的只有相信，却不能证明它的存在。”
有一天，看到她一封长信，说直播中又采访了老毛，今年明显脾气急，为了一个持续多年的提案，农民贷款难，他提了几年，之前答复一直是“在探索中”。
今年，他说：“光探索不行，现在探索多少年了，城里能抵押农村为什么不能抵押？刚才说担保法，法律是不是人定的？为什么不能赶快修改？今天就得提提这事，你说着急不着急？农民不贷款农民怎么能够发展？不能总是探索，怎么解决得拿出办法了。”
她写：“他说话急得嗓门都尖了。”
我问她，老毛为什么这么急？
她说老毛得了结肠癌，六号开会说完这些，八号就回去化疗了。他这是一个疗程没完，本来应该住院观察的工夫跑出来开会的。
“咱们做了那么多年两会，”汪汪最后写，“许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会存在。”
四年之后，汪汪才把当年她的两会日记发给我。
她终究原谅了我：“不管柴静多折磨人，但是除非你受不了，反正她是不走的。坚持也罢妥协也罢，好好坏坏她是不会走的。”
我看她这段，想起当年，我、竹青、宇君、小熊、何盈、李总管、小米、韩大叔……大家吵来吵去，深更半夜临时改方案，我也知道要多耗无数工夫，但没人埋怨。每天傍晚直播回来，一推十八楼那个小屋的门，“轰”一下的热气，七八个人都转过脸冲我笑，桌上给我留着饭，姚华把塑料袋里猩红的剁辣椒和萝卜干拎过来，大眼睛的小温温给我倒杯热水。
汪汪坐在电脑前查资料。我从不带笔，一辈子丢三落四，一边吃饭一边左顾右盼，想找个笔在纸上划一下。她背对着我，眼睛盯着屏幕，看都不看我一眼，一只手把笔送到我面前。
她后来在信里写：“你有点惊讶，我理所当然。十几平米的小屋，我们都挤在一起，彼此一举一动不用眼睛看，用心就能知道。”
过了四年，她才告诉我，那个在留言里写“你观察两会，我观察你”的人，就是她。
做了这么多年两会，我才开始想最简单的问题：“代表是谁？代表谁？两会是要干嘛？”有人说：“开了这么多年会了，还需要问这么简单的问题？”我说：“不信咱们问问自己。我是谁？中央台是干嘛的？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二〇一〇年二月五日上午，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将对陈坤志涉黑案进行宣判。警车押运陈坤志驶入法院，被告家属和市民在门口观望。这期节目让我不敢轻易再对任何事情直接发表评论。“保持对不同论述的警惕，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探寻就是要不断相信、不断怀疑、不断幻灭、不断摧毁、不断重建，为的只是避免成为偏见的附庸。或者说，煽动各种偏见的互殴，从而取得平衡，这是我所理解的‘探寻’。”（CFP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