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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如此坚实的治国基础，我们又怎能不善始慎终呢？”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通过读书，发现以前的君王做善事，都身体力行，不知疲倦，他们所任用的大臣，也都很贤德。然而和三皇五帝的时代相比，还是无法企及，为什么呢？”魏徵回答说：“现在少数民族臣服，天下太平无事，的确是自古以来都没有过的盛事。然而，历代的帝王刚刚即位的时候，都励精图治，勤于政务，以尧、舜为楷模，可是等到天下太平了，就开始放纵自己，骄奢淫逸，没有谁做到善终。至于臣子，在开始被任用时，都追慕古代良臣稷、契的风范，怀有匡扶君主、济世救民的宏愿。等到他们荣华富贵了，就开始处心积虑地盘算如何才能保住乌纱，苟全性命，没有谁能够做到尽忠职守。如果君臣双方都能不懈怠，铭记善终的道理，那么就可以无为而治，天下无忧了，这样做的话，自然可以超越古人。”唐太宗说：“正如你所说。”
贞观十三年，魏徵担心唐太宗不能将克勤克俭的政务作风坚持到底，近年来很爱铺张，于是向唐太宗呈上了一篇奏疏：
我发现，历朝历代的帝王奉天承运，创下基业之后，都希望将帝业传至千秋万代，所以他们崇尚无为而治，以德治天下。他们对语言的要求是崇尚朴实而弃绝浮华；论人，则重用忠臣良将，鄙视奸佞小人；制度上，杜绝奢侈崇尚俭约；谈物产，重视谷物棉帛，轻视奇珍异宝。他们在治国初期，都能遵守这些条款，可是国家稍一安定，就开始违背初衷，伤风败俗。这是为什么呢？这难道不是因为君王乃万民之尊，富有天下，他说的话没有谁敢违抗，他的意愿人人必须依从，从而使公道被私情隐溺，礼节被嗜欲所淹没而造成的吗？古语说：“知并不难，难的是行；行也不难，难的是善终。”说得太正确了。
想起陛下二十岁就在风云变幻的乱世中力挽狂澜，威震四方，创下了帝王的基业。贞观初年，天下初定时，陛下能克服自己的嗜好私欲，克勤克俭，身体力行，致使国泰民安，达到至治。论武功，则商汤、周武王都无法与你相比，若论仁德，你与古代尧、舜等明君相差不远。我在陛下身边做官已经十多年了，常常在帷幄之中接受陛下圣明的旨意。陛下时常告诫臣下要坚守仁义之道，不可丧失；保持节俭的习惯，不可改变。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起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陛下的圣德之音至今仍在我耳边时时响起，臣怎敢忘记呢？但是这几年来，陛下稍稍偏离了以往的志向，敦厚淳朴的风气没能自始至终地保持下来。现在我谨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列在下面，以备陛下参阅：
陛下在贞观初期，实行无为无欲、清静祥和的政治教化政策，即使在边远的蛮荒之地，也受到了此风的感化。但如今看来，这种风气正在慢慢消失，听言语似乎比古代的君主高明多了，论事，则连一般平庸的君主都不如。为什么这样说呢？汉文帝、晋武帝都不是具有上哲之智的圣明之君，但汉文帝拒绝别人进献的千里马，晋武帝因为国家法典禁止奇装异服，焚烧了大臣献上的雉头裘。而今天，陛下到千里之外去寻找骏马，到异城去搜求奇珍异宝，这些行为都被老百姓和少数民族见怪和轻视。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一。
过去子贡向孔子请教如何管理百姓，孔子作了一个比喻，他说：“用朽烂的绳索驾驭六匹马的车子，真让人恐怖啊！”子贡问：“有什么好恐惧的呢？”孔子说：“不用‘道’来引导百姓，这是我所痛恨的，如果这样治国，怎能无所畏惧呢？”所以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才会安宁。”为君者怎么可以不敬畏老百姓呢？陛下在贞观初期，把老百姓当做饱尝战争创痛的伤员，体恤他们的艰辛，爱民如子，凡事崇尚俭约，不营造宫室以免劳民伤财。然而近些年来，陛下开始放纵奢侈，忘记了谦逊节俭的美德，任意役使百姓，还说：“老百姓没有事情就会懒惰放肆，有了劳役就容易驱使他们。”古往今来，从来没有因为老百姓安乐悠闲而导致亡国的事例，岂有害怕他们放纵，而故意向他们施加劳役的道理呢？恐怕这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至理名言。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二。
陛下在贞观初期，损害自己的利益以满足别人的需要。而如今，放纵自己的欲望以役使百姓，谦逊节俭的风气一年年在消失，而骄纵奢侈的习惯在与日俱增。虽然牵挂老百姓的话语还不绝于口，但享乐之事也时时萦绕于心。有时候，陛下想营造宫室，又担心有人提意见，就说：“如果不修宫殿，我的生活就会不方便。”根据君臣之谊，臣子怎么可能再进谏呢？陛下此言意在杜绝意见，哪里谈得上是择善而从呢？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三。
君子立身为人，成败的关键之一在于所处环境的影响，入芝兰之室，久而不知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知其臭，每个人要受到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对于习惯不可不慎重，不可不深思。陛下在贞观初期，励精图治，注重名节，不存私欲，乐于施与，亲近重用君子，疏远贬斥小人。现在却恰恰相反，亲近小人，疏远君子。疏远君子，是敬而远之；亲近小人，是轻信重用。太近就看不到别人的缺点，太远就不知道别人的正确。不知道君子的正确，其结果不是有意离间就是会自然疏远君子；不辨小人的缺点，那么就会主动去亲近他们。亲近小人，不是治国之道；疏远君子，就能够使国家兴盛吗？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四。
尚书说：“不做徒劳无益的事来妨碍有益的事，大功才会告成；不要用奇珍异宝来迷惑人们的心灵，使他们轻贱日常之物，只有这样老百姓才会知足。狗、马这些家畜不是因为本性会被驯服而不被饲养，而珍禽异兽则因为自然的野性所以才不会出产在国内。”陛下在贞观初期，仿效尧、舜，弃绝金银珠宝，返璞归真。可是近年来，猎奇之心日起，奇珍异宝之类中原罕见之物，源源不断地从偏远的异域运送过来。皇上自己嗜好奢侈品，却希望黎民百姓保持淳朴的民风，这怎么可能呢？朝廷不为民造福，却奢望国富民强，很显然这是办不到的。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五。
贞观初期，朝廷求贤若渴，只要有人推举好的人才，都能够信任并加以任用，让他们发挥长处，唯恐错失人才。但近年来，在任用人才上显得随心所欲。对于人才，朝廷或者因为许多人共同推荐而任用他，或者因为个别人的诋毁而罢免他，或者根据多年的政绩而任用他，或者因为一时的怀疑而疏远他。一个人的行为处世有自己的原则，受人诋毁的人，未必真的行为不端，多年形成的品行，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全改变。君子有自己的襟怀，他们行仁义之事而弘扬道德；小人也有自己的品行，他们喜好用谗言中伤别人从而为自己谋取私利。陛下不明察事情的根源，就轻易赏罚，这样做，会使坚守君子之道的人日渐疏远，而让那些追名逐利的小人逐渐得逞。所以现在大臣们都在考虑如何才能保全性命和官职，没有谁再愿意为国尽职尽忠。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六。
陛下当初刚刚即位的时候，凡事只求清静，内心没有嗜欲杂念，丢掉打猎的网、箭等工具，不再想打猎的事情。但几年之后，这条戒律被废除了，虽然不像太康那般纵情无度，在洛阳打猎十旬都不返回，但还是给老百姓留下了讽刺的话柄。比如，陛下不远千里，向边远异族征求打猎用的老鹰和猎狗。还有打猎的地方太远，需要披星戴月，早出晚归。陛下以骑马打猎为乐事，不考虑是否会有意外的变故发生，如果真有不测，还可能挽救吗？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七。
孔子说：“君主对臣下以礼相待，臣下对君主尽职尽忠。”所以，君主对臣下不能够薄情寡义。陛下初登皇位的时候，能够礼贤下士，君主的恩德由上至下，臣子都感受到了陛下的仁义。臣子的忠义之情由下至上，都愿意为朝廷不遗余力地进献自己的赤胆忠心。然而近年来，君臣之义却遭到忽略。有京城外的官员入朝奏请政事，看到朝廷上这种情况，想明言指出，又担心这会使君臣双方的关系更不融洽，所以欲言又止。有的人自愿请命，但朝廷又不行赏赐，不给予相对的礼遇，这些人无奈之下只得罢休。皇上有时因为臣子有些缺点，就怪罪他们，责备得过细过烦，臣子虽然能言善辩，也无法为自己的一腔忠诚申述。如果这样，还希望君臣上下同心，水乳交融，不是很困难吗？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八。
古话说：“骄傲不可以滋长，欲望不可以放纵，快乐不可以过度，志向不可以太高。”这四句话所包含的道理，为以前的君主带来了福祉，让通达的贤才深以为戒。陛下在贞观初期，对政务孜孜不倦，兢兢业业，委屈自己以保全别人。可是近年来，开始显露出骄傲自满的情绪，依仗宏大的功业，蔑视以往的君主，自认为具有圣明的智能，轻视当代俊才，这是骄傲滋生的表现。做事情随心所欲，有时即使克制自己的私欲接受了臣子的建议，也终究是意难平，这是欲望放纵的表现。陛下喜欢嬉游，乐此不疲，虽然没有完全妨碍政务，但对政务已不再专心致志，这是逸乐过度的表现。现在四海归心，天下太平，可是朝廷仍然兴师动众，不断讨伐边远地区的异族，这是志得意满的表现。长此以往，将使谄媚者只会顺从圣旨不讲真话，而被疏远的人，会因为害怕触犯龙颜而噤若寒蝉。这样势必会削减陛下的圣德。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九。
过去陶唐、成汤的时代并非没有灾害，而他们的美名却万古流芳，这是因为他们都能够有始有终地实行无为无欲的政策，遇到天灾，他们就为黎民百姓分忧解难。风调雨顺的年代，他们也戒骄戒躁。贞观初期，中原连年遭受霜灾、旱灾，老百姓纷纷迁居关外，他们扶老携幼举家迁徙，虽然尝尽了旅途的颠沛流离，却没有一家一户逃亡，没有谁抱怨，这都是因为百姓知道陛下怀有体恤百姓的良苦用心，所以即使死去也没有二心。可是近年来，老百姓被繁重的徭役压得喘不过气来，关中的百姓，更是苦不堪言，干杂活的匠人，都被官府雇佣，服兵役的人，被四处驱使；皇帝为采购用物到处搜寻，送货脚夫的足迹不绝于道路。这样下去势必会带来弊端，老百姓宁静的生活会受到干扰，再加上这几年来水旱灾害时断时续，稻谷青黄不接，恐怕如今百姓的心，再不如贞观初期那般祥和宁静了。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十。
我听说“祸福不会凭空降临，除非人自己招惹是非”“人如果不挑衅，妖怪不会平白无故地出现”陛下统治天下已有十三年，威加四海，万民臣服，年年五谷丰登，礼法教化也重新得以确立。家家户户都知道遵守道德光荣，菽粟同水火一样容易得到。可是近年来，旱灾不断，现在已经殃及到了周围的郡国。凶恶的坏人犯上作乱，忽然发生在京城这样近的地方。上天怎么会说话呢？这是天意，老天在显示征兆以警戒世人，现在是陛下应该警醒，勤于政务的时候了。如果陛下看见警戒能够产生畏惧，施行仁义，像周文王那样小心谨慎，商汤那样严以律己，前王们孜孜以求的条例都能够勤勉地执行，对如今败坏仁德的行为，都能够反省并改过，以此来改变百姓对朝廷的看法，那么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永享太平了，灾祸怎么还可能产生呢？社稷的安危，国家治乱，全系于陛下一人啊！当今乃太平盛世，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仍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如今是创造伟业的千载难逢的良机，时不我与，稍纵即逝，古代圣明的君主都在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陛下应当三思，这也是臣下时常牵挂于心的事情。
为臣确实愚昧无知，不通事理，略举所见十条，有扰陛下圣听。但愿陛下采纳臣下狂妄之言，参考这些浅薄的议论，希望一得之见能有补于圣上，这样为臣虽死犹生，甘受刑戮。
看罢奏疏，唐太宗对魏徵说：“臣子侍奉君主，只顺从旨意是很容易的，忤逆君王的心意可就太难了。你作为我的助手，能常常想着向我进谏，的确难能可贵。现在我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过错，希望能够改正，在政务上做到善始善终。如果违背了你的意见，我又有何颜面再见到你？又怎么才能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呢？我得到你的奏疏之后，反复研读思考，觉得你的意见言辞激烈但道理坦直，所以我将它贴在屏风上，早晚都能够看到。还把奏疏交付给编写史书的官员抄录，希望千年之后，人们都能够知道我们君臣之间的情义。”事后，唐太宗赏赐给魏徵黄金十斤，良马二匹。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对周围侍臣们说：“平定天下，我已经做到了，可是，如果守天下不得法，功业也难以保住。秦始皇起初也曾平定六国，据有四海，到他晚年却不能很好地守住江山，这个教训真可作为鉴戒。各位大臣，你们应该公而忘私，已经取得的荣誉地位，就能最终保持。”魏徵说：“臣听说：打胜仗容易，保持胜利困难。陛下深思远虑，安不忘危，功业既已显赫，德行教化又深入人心，如果能永远用这种态度来治理天下，国家就不会有倾覆的危险了。”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问魏徵：“我看近代的帝王，有一代两代的传位十代的，有只延续，也有自己取得天下又自己丢失的。我之所以常常感到忧虑恐惧，或者是因为害怕抚养百姓未能做到各得其所；或者是因为怕自己心生骄逸，喜怒过度，而自己又不能觉察到。请你为我讲讲其中的道理，我将把它们当做准则。”魏徵说：“嗜欲喜怒的情感，人生而有之，无论贤者、愚者都在所难免，只是贤者能够有所控制，凡事不过度，愚者却恣意放纵，以致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陛下圣德高远，能够居安思危，衷心希望陛下能抑制私欲，善始善终，成就完美的功业，造福千秋万代。”
<b>评析</b>
善始易，善终难。做一件事情，开头做好并不难，难的是坚持不懈，善始善终，治理国家也是如此。创业难，守业更难。创业初期，往往能够励精图治；承平日久，便难免骄奢放纵，导致败亡。因此，当权治国的人，应该时刻居安思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