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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的沙砾之地，加之林木丛中，容易迷失。当天从卯时直至申时，百官才走出沙漠，唯独不知皇上车驾在什么地方。等候了许久，才有骑士来报，说皇帝已带几骑人马到了行宫。我私下认为，古代的天子出入警跸，清道以后才出行。至于楚田猎于云梦，汉校猎于长杨，都大举陈列兵士护卫，以防备非常之事发生。陛下身膺祖宗的重托，怎么能够和数骑人马独自进出于林间沙漠之中，前无斥候，后无羽林侍卫，实在不能体现出宫禁中那种庄严肃穆的气氛来。微臣愿陛下深思熟虑。以后如再举行校猎，应当事先告诫有关人员，画好围猎场的地图，详细研究是否可行，然后下令清道再出行。选择交通要道旁的比较平坦的地方，作为皇帝休息的处所，挑选忠义的心腹卫士，由亲信心腹近臣加以统率，在周围加以警卫，等候麋鹿到来之后，再骑上马追射。还需事先派遣人员，搜索丛中林木，并清楚地设立标志，作为进出行走的道路。不然，只怕会留下让宗庙社稷忧虑之事。”
他又说“：臣下读唐史时，见追尊高祖以下的皇帝谥号，有的多至十八个字。前宋朝大中祥符年间谥号也多达十六个字，已灭亡的辽国也依照此例，近来陛下也接受了‘崇天体道钦明文武圣德’十个字。臣私下认为，人臣以归美报上为忠，天子以追崇祖宗为孝。太祖武元皇帝接受天命开启帝基，八年之间，包有天下，功德茂盛，史无前例，却只谥为‘武元’二字，理实未妥，怎么能昭示于未来？臣愿陛下诏令有关方面定议谥号，也许能够上慰祖宗在天之灵，使之光芒万丈，传至无穷。”
又说“：自古以来天子都有巡狩四方的惯例，无不因事而行。或者视察民间风俗，或者审理各种冤狱，或访问民众疾苦，以布施恩德，这都是巡狩的含义。国家初兴，唯恐郡国新附民众，弃本逐末，仍依照旧时陋习，奢侈奸诈作伪，或者有审理不清的冤狱，官吏滥施刑罚，或者劳役无穷无尽，使四民各失其业。如今圣驾省察四方，将依照古代惯例行事，臣下愿天心洞照一切，委派大小官员，端正民风民俗，或者设立匣箱，以听人投诉申冤，或派遣使者巡视郡国，访问民情听理上告，这都是古代巡狩应办之事。以前汉昭帝慰问民众疾苦，光武帝访求民众灾难，这样就民和气顺，天下太平可坐而待之了。”
又说：“臣听说，高明的医生不是观察人长的胖瘦，而是诊察他的脉络是否有病而已。善于观察天下形势的人不是光看天下是否安宁，而是看法令制度是否理顺而已。天下也就如同一个人，安危也就像人的胖瘦，法令制度就如同人的血脉，血脉没有毛病即使长得瘦也不要紧，血脉有病即使长得肥胖也是危险的。所以，人的四肢虽然齐全无病，也不足以此而有恃无恐，关键在于血脉。天下虽然安宁，也不足以夸耀，关键还在于法制如何。尚书省，是天子的喉舌之官，制定法制的机构。臣下愿皇上诏令尚书省官员，严令和督责百官，各尽其职，以立国家法度。如果吏部天官以举荐贤能，黜退不肖之徒为己任，就能使升降有章可循，选任合适官员，则法度立而民受其利，前代的兴亡，没有不是因此造成的。”
又说“：舜帝没有告知父母而娶了娥皇女英二妃。帝喾娶了四个王妃，以配合天上的四星。周文王有一位王后、三位夫人，嫔妃若干人。所以选求淑女以充实后宫，是帝王的制度。但是女子无论美丑，入宫以后容易产生嫉妒之心，陛下如果想要多子女，不能不知道这种情形并事先加以告诫。”
又说“：臣下见本朝富有四海之地，礼乐制度，无不粲然一新。但宫禁中的制度，尚未严密。普通吏人兵士之流，都能任意出入其中，没有人加以检查，以至于好坏混杂而无区别。虽然制定一些禁令，但久未执行，实在不符合严格禁卫、申明法令的本意，这种情况，陛下不能不知道，一定要严加执行。”
他奏疏送上以后，皇帝十分赞赏并加以采纳，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商议增上太祖谥号的事情。皇统八年(1148)十二月，程寀由翰林侍讲学士改任横海军节度使，又转为彰德军节度使。死于任上，当年六十二岁。程寀为人刚直耿介，不阿谀奉承权贵以希图进取，有古代君子的风度。
任熊祥，字子仁。他八代祖任圜，是后唐的宰相。任圜的孙子任睿，跟随石晋北迁，因而成为燕人。任熊祥是辽国天庆八年(1118)的进士，当了枢密院令史。金太祖平燕以后，将燕郡给了宋人，任熊祥因而到了汴京，被任命为武当郡丞。宋朝法令规定，刚归附的官员不理政务，任熊祥便对郡守杨皙说：“既然不参预政务，请求只给我半俸来奉养双亲。”杨皙虽然没有答应，但很喜欢他的清廉。
金人攻占了均州和房州以后，任熊祥又到了金朝，重新被任命为枢密院令史。当时，西京留守高庆裔代管枢密院事，没有人敢于违抗他的命令，任熊祥也不阿谀奉承他。后来杜充、刘薚同知燕京行省，法制不统一，经常产生异议，任熊祥经常在中间调解处置。后来他历任深州、磁州刺史，开封少尹，行台工部郎中，同知汴京留守事。天德初年，任山东东路转运使，又改任镇西军节度使。当时，朝廷命令徐文、张弘信讨伐东海县，张弘信有意逗留，宣称有病不肯前去，被责打二百杖。任熊祥被任命为会试主考官，他以“事不避难臣之职”作为赋题。当在朝廷御试时，他又以“赏罚之令信如四时”作为试题，海陵王大喜，任命他为翰林侍读学士。
大定初年，他出任太子少师。当时契丹贼人窝斡窃用王号，北部连连用兵不止，皇帝深感忧虑，下令公卿百官商议进行招抚或讨伐的意见。众人有不同看法。任熊祥进言说：“陛下忧虑劳困民众，连连用兵，不如用恩惠和信义来招抚感化他。”皇帝问“：谁可以充当使者？”任熊祥说“：微臣虽然年老，但凭借国家的威灵，还能充任前往。”皇帝说：“卿已年老，不需再烦你了。”大定七年(1167)，又告退回家。任熊祥以事奉母亲孝顺而闻名。母亲去世时，他已经七十岁了，停食三天，人人都称赞他。后死于家中。
王翛，字翛然，涿州人。皇统二年(1142)中进士，由尚书省令史任同知霸州事。累迁至刑部员外郎，因为替故人说情而获罪，被责打四十杖，降任泰定军节度副使。四迁而任大兴府治中，被任命为户部侍郎。金世宗对宰臣说“：王袺过去当外地官员时，以刚直而闻名。而今听说专门替人减免罪刑以积阴德，各种事情他都不按法令而从轻处理。又善于侥幸以偷安，如果真是刚直的话，就应当为国家而忘记自身，公正而不偏颇，何必卖法来求得福佑呢？”不久任命他去赈济密云等三十六县猛安的民户，他多请了三万多石的粟米，被尚书省参奏而降了一阶官阶，出任同知北京留守事。皇帝说“：人们多认为王袺是名有才干的官员，依我看法，他凡事不肯尽力去办，只不过是个老奸巨猾的人罢了！”大定二十四年(1184)，改任辽东路转运使。一年多以后，又改任显德军节度使。因为他在转运使的任上曾强扯硬拉侮辱仓使王祺致死，追降两级官阶解除现职务，并被命令打七十杖，降任郑州防御使。
金章宗即位，又提升为同知大兴府事。审录官员上奏说，王袺在担任显德军节度使时，廉洁刚直，军吏们都服从命令，遵纪守法，没有发生争执诉讼。于是，被提升为礼部尚书，兼任大理卿。他出使宋朝回国之后，正值朝廷要改葬太师广平郡王徒单贞。徒单贞是金章宗母亲孝懿皇后的父亲。皇帝打算引用前代旧例，赐予班剑、鼓吹和羽葆等仪仗护卫。宰臣因为徒单贞是因参与刺杀金熙宗而被杀的，感到很为难。于是，皇帝下诏让礼官们提出看法。王袺上奏说“：晋朝埋葬丞相王导时，给予前后部的羽葆、鼓吹、武贲、班剑百人。唐朝以来，皇帝的仪仗使用班剑，王公以下的大臣使用的仪仗并无班剑，兼用羽葆也不是适宜臣子使用的，国朝以来埋葬大臣也没有采用过。”皇帝事先已经知道唐朝在安葬大臣李靖等人时都用了班剑和羽葆，便生气地说：“过去典故没有的，固然可以遵从，但使用了也并不过礼。”有一天，章宗诏令王袺和谏议大夫兼礼部侍郎张日韦到殿门来，对他们说：“朝廷中的事情，你们这些谏官、礼官也应当加以争辩和分析。小民百姓的言论可以采纳的，我尚且听从，何况你们呢？自今以后在朝中议事，不能够都附和尚书省的意见。”
明昌二年(1191)，改任知大兴府事。当时许多僧人喜欢到各贵戚家里去游串，王袺十分厌恶，于是禁止僧人午后走出寺院。曾经有位僧人违犯了禁令，皇姑大长公主来替他求情，王袺说：“有皇帝的命令，立即可以放掉他。”于是，他立即召来这位僧人，打了一百杖致死，从此京城肃然。后来，他又因故意放纵罪人而获罪，又被削去官职。第二年，皇帝特别任命他为定海军节度使。并对他说：“你的性格过于刚直，随着自己心意办事，因而自陷于刑罚。你在年底被降职，我念你任职日久，颇有主见，所以特地把你从遭罪贬谪之中提拔起用，授以现职。况且那个地方年成歉收，民众饥荒，盗贼众多，你必须仍用熟悉情况的旧人加以镇守和安抚，才能使地方安宁和得到治理。希望你尽力而为，以图后效。”不久，他便上表请求退休。皇帝说“：王袺是个能干的人，国家的事情他出力很多。”因而不许可。后来，王袺又再次请求，这才答应了。泰和七年(1207)，死去，时年七十五岁。
王袺性情刚直严厉，遇事果断，官员和民众都害怕他的威严，就是有权势的豪强们也不敢触犯他。承安年间(1196～1200)，知大兴府官员出缺，皇帝对宰辅大臣们说“：要选用很有风度和气魄的就像王袺这样的官员当这个职务。”他就是这样被皇帝所深知。
范拱，字清叔，济南人。九岁就能写文章，尤其深通易学。北宋末年考取进士，任广济军曹，权邦彦任用他为书记，管理学校方面事务。刘豫镇守东平时，范拱撰写了一篇谒庙的文章，刘豫读后感到惊讶，十分赏识他。范拱便向刘豫进献了六箴。
齐国建立后，范拱累迁任中书舍人。他上奏了初政录共十五篇：一为得民，二为命将，三为简礼，四为纳谏，五为远图，六为治乱，七为举贤，八为守令，九为延问，十为畏慎，十一为节祥瑞，十二为戒雷同，十三为用人，十四为御将，十五为御军。刘豫很赏识他的这些意见但并不能完全采用。过了许久，被任命代理尚书右丞，又进升为左丞，兼任门下侍郎。
刘豫实行收取什一税的方法，名为古法，实际上是搜括民众，加上刑法严厉峻急，官吏们因而十分残暴。民众久遭兵灾，就更加贫困，许多人又被判罪入狱，境内百姓苦不堪言。右丞相张孝纯和范拱的哥哥侍郎范巽，竭力进言说明这些办法的弊端，请求仍实行履亩而税的方法，刘豫不肯听从。范巽还因此而被贬了官，从此以后没有人敢进言。范拱说“：我如果进言的话就会被认为和哥哥是同党，不进言百姓就会困苦不堪。我既然参与朝政，就要为百姓而进谏。”于是，他便上疏向刘豫进谏，大意是说：“国家以宋朝因重敛而亡作为教训，采用什一税法，本意在减轻民众负担，而官吏们实行的过于严急，使民众违犯禁令，这不是国家长久实行的良策。”刘豫虽然没有立即听从，也并不处罚他。范拱便让刑部上奏各路以税抵罪的总人数多达一千多人。刘豫见人数太多，便更改为五等税法，但民众仍然认为赋税过重。
齐国被废以后，梁王宗弼主管行台省事，范拱是他的属官。宗弼访查对民众有利和有害的事情，范拱请求减少百姓的赋税，宗弼听从了，百姓所交纳的赋税减少了三分之一，民众这才获得喘息之机。范拱不轻易赞誉别人，但对有才干的人都加以举荐，李南、张辅、刘长言都是范拱举荐的。刘长言从汝州的郏城县酒监被提升为行台省郎，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被提升的，范拱自己也绝口不谈。后来，他因久病而请求到近郡任职，被任命为淄州刺史。皇统四年(1144)，以疾病为由请求退职，于是以通议大夫名义退休。他静居书室读书，很少和妻子交谈。
金世宗在济南时就听说了他的声名。大定初年，范拱上疏奏事。七年(1167)，朝廷征召他入朝，任命为太常卿。负责有关郊祀的事务。有人进言说，过去历代建都于长安和汴京、洛阳，所以确定泰山、华山等为五岳，如今既然定都燕京，应当另行确定五岳的山名。寺中的臣僚们以诗经？嵩高疏中有“周朝建都酆镐，以吴岳为西岳”的话为据。范拱认为不对，他在奏议中说：“轩辕皇帝居于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帝居于蒲坂，在华山之北。以此而论，并没有根据所定居的都城而改变五岳的祭祀山名。”后来也就确定不改变祭祀的山岳。范拱曾经说“：礼官应当遵守礼法，法官应当遵守法令，像汉代的张释之可以说是能够真正守法的人了！”所以他所说的意见也就成了确定不可改变的。大定九年(1169)，他又再次退休，死在家中，年纪七十四岁。
杨伯雄，字希云，真定藁城人。八世祖杨彦稠，后唐清泰年间，任定州兵马使。后来跟随后晋国君北迁，便居住在临潢。他的父亲杨丘行，任太子左卫率府率。
杨伯雄在皇统二年(1142)中进士，海陵王留守中京时，杨丘行在那里当幕府官员。杨伯雄前来省亲，海陵王见到之后，十分器重他。过了许久，他被调任韩州军事判官。有两个盗贼装成商人，说是受到旅店主人的欺负，一同跑来州衙中陈诉，其实是想挟迫杨伯雄。杨伯雄细心地觉察到他们的奸诈，便将他们抓起来审问，一起抓获了他们的同党十多人，一郡人都惊讶和敬服。又升任应奉翰林文字。当时，海陵王执政，他自以为和杨伯雄是旧相识，便吩咐他时常到自己家里走走。杨伯雄应许了但并不去。有一天，海陵王很奇怪地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君子受知于人就应当以礼而进，依附于别人四处钻营，不是我平素的性格。”从此，海陵王更加厚待他。
海陵王篡位自立后，过了几个月，提升他担任右补阙，改任修起居注。海陵王急于求得国家大治，经常和他谈论到深夜。曾经问道：“国君治理天下之道，以什么为贵？”杨伯雄回答说“：贵静。”海陵王听后沉默不语。第二天，又问他说：“我迁徙了诸部猛安分别驻守边境戍镇，前夜的回答是不是认为这种做法不合乎静的？”回答说：“移兵以分驻边境，使之能够南北相互联系，这是国家长久之计。我所说的静，是指不扰民。”二更时分，又询问杨伯雄有关鬼神的事情。杨伯雄进言说“：汉文帝召见贾谊，夜半时分，向前移动坐席，不询问有关百姓的事情而问鬼神之事，后世人颇以此来讥笑他。陛下如果不认为我学识浅陋愚昧无知的话，希望能够问及治理天下的大计，鬼神之事我不曾学过。”海陵王说“：你只管随便说说，以减轻夜间的困倦罢了。”杨伯雄无可奈何，便说：“臣下家里有一卷书，里面写有人死后复活的故事。人们便问地狱中的官员，怎样给以免罪。回答说，你设一本日历，把白天所做的事情，在夜里记录下来，凡是不能写上去的就是不应当做的事情。”海陵王听后，脸色变得庄重起来。夏天时，海陵王登上瑞云楼乘凉，他让杨伯雄作诗。诗的末章写道：“六月不知蒸鰘到，清凉会与万方同。”海陵王看后很高兴，拿给身边的人看并说：“伯雄一说话就忘不了进行规劝，当臣子的就是应当这样啊！”再迁为兵部员外郎。守父丧，服终起任翰林待制，兼修起居注。迁任直学士，再改任右谏议大夫兼任著作郎，修起居注如故。
皇子慎思阿不去世，伯雄因和他一起值班的同僚私下议论而获罪受责罚，话语写在海陵诸子传中。海陵王商议南征江南时，杨伯雄上奏说：“晋武帝平吴时也都是任命将帅出征，何必亲自总领军队？”海陵王不听劝谏。于是，免除了他修起居注的官职，也不再召见他。
大定初年，被任命为大兴府少尹，因服母丧而离职。显宗当皇太子时，挑选东宫的属官，张浩向他推荐杨伯雄，于是在服满后被起用任少詹事。杨伯雄哥哥的儿子蟠担任左赞善，他们进谏时言听计从，当时的舆论都以此为荣。杨伯雄收集了古代的太子贤能的和不肖的事迹，写成一部书，书名叫瑶山往鉴，进献给朝廷。这本书和他又进献的羽猎、保成等箴言，都受到朝廷的嘉奖和采纳。又被任命为左谏议大夫、翰林直学士。正遇到太子詹事职务缺人，宰相又举荐杨伯雄担任。皇帝说“：伯雄不能离开我的身边，而东宫也需要他去辅导。”于是任命他为太子詹事兼谏议大夫。
大定六年(1166)，皇帝巡幸西京，准备顺道到凉陉去避暑。杨伯雄领着谏官们一起进宫劝谏。皇帝说“：让我再慢慢考虑。”而杨伯雄仍然劝说个不停。同僚们都已经引退出去了，杨伯雄又过了很长时间才起身告退。当年到了凉陉，在巡行过程中果然出现了疏漏和失误。皇帝又回想起杨伯雄说过的话，当回宫以后，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并对身边的近臣们说：“群臣之中有才干有气度的人不少，但没有人像伯雄那样忠实。”皇帝又对伯雄说：“龙逄、比干都是因为忠谏而死的，如果他们能够遇到明君，怎么会这样呢！”杨伯雄回答说“：魏征愿意成为良臣，正是因为他认为自己遇到明君啊！”于是，皇帝对着宰相们说：“尚书上说：‘你们不要当面表示听从，离开以后又另有说法。’我和你们一起治理天下，事情可不可行，应当立即当面陈说。卿等位居卿相，正是行道扬名之时，如偷安自便，侥幸于一时，如何向后世交代？”群臣都高呼万岁。
大定十二年(1172)，杨伯雄改任为沁南军节度使，又召回朝廷任翰林学士承旨。丞相石琚退休时，皇帝问他：“谁能替代你？”石琚回答说“：伯雄可以。”当时人议论都认为石琚举荐得人。朝廷又任命杨伯雄代理詹事职务。他知无不言，提出了许多匡助朝政的好见解。后来宫廷中的官员有狡诈善变的人时，人们便必定以称赞杨詹事的正直来使他羞耻。后被任命为定武军节度使，改任平阳尹。起先，张浩曾经在平阳任职，有仁政。杨伯雄当了平阳尹后，百姓们都称颂他，并说：“前有张，后有杨。”又改任河中尹。死时六十五岁，谥为庄献。他的弟弟叫伯杰和伯仁，族兄名伯渊。
萧贡，字真卿，京兆咸阳人。大定二十二年(1182)，中进士。调为镇戎州判官、泾阳县令、泾州观察判官。补为尚书省令史。依照旧规定，必须试补两个月以后才正式补用。萧贡到尚书省只试用几天，上司就认为他有才干，当即正式补用他。后晋升为监察御史。提刑司上奏说，萧贡在泾州时有美政，因而被升任北京转运副使。双亲年老，便回家归养。
左丞董师中、右丞杨伯通举荐萧贡有文学才能，被任命为翰林修撰。萧贡上书朝廷说：“近年的弊端，在于选拔人才不注意器度见识和品行，只要善于写文书、不涉及吏议的就是能干。用人时不注意因才任职，只拘泥于资格加以任用。爵名重器的赐予不慎重，人人怀有侥幸之心。选用守令不重视真才实学的人员，民众遭受其害。希望朝廷提拔真才以振改浅薄的习俗，考核功绩才能以确定职务功业，慎用名器以抑止侥幸之心，注重守令的选用以厚邦本。然后政令和教化可行，百事可举了！”皇帝下诏让文臣们写一篇唐用董重质诛郭谊得失论，萧贡所写的被评为第一名，获得皇帝赏赐的上等缯帛四端。萧贡评论当时治政方面的五弊、开言路方面的四难，言辞恳切，被改任为治书侍御史。守父丧，服丧期满重新任用，后改任右司员外郎，不久又转任郎中，升国子祭酒，兼太常少卿，他与陈大任一起修订辽史。又改任刑部侍郎，历任同知大兴府事、德州防御史，三次升迁任河东北路按察转运使。
大安末年，改任彰德军节度使。因“兵起不能守住城池，亡失百姓”的罪名，被降为同知通远军节度事。不久，又改任静难军节度使，历任河东北路、南京路转运使、御史中丞、户部尚书。南京戒严时，被指责军储物资缺乏治罪，皇帝下诏释放他不予追究。兴定元年(1217)退休。元光二年(1223)去世，谥为文简。萧贡好学，读书到老也不倦怠，注有史记一百卷。
温迪罕缔达，通习经史，从女真字开始任官，累迁至国史院编修官。起初，丞相希尹创造了女真字，并设立学校，让讹离剌等人任教。后来读的人越来越多了，他就转为学习经史。原先纳合椿年、纥石烈良弼都是从这条路后来直当到丞相的。温迪罕缔达被认为是最精深此道的。大定十二年(1172)，朝廷下诏要缔达所教的学生学习做诗和策文，如果写得有文采的，就根据才学加以任用，自愿继续学习的也听从选择。大定十三年，设女真进士科。当年，徒单镒等二十七人中进士。十五年，温迪罕缔达升任著作佐郎，和编修官宗璧、尚书省译史阿鲁、吏部令史张克忠一起翻译和注释经书。累迁任秘书丞。
大定十九年(1179)，改任左赞善，因母亲年老请求离职归养。显宗派内直丞六斤对温迪罕缔达说：“赞善，开始时并未任命你当这个官职，皇上对我说：‘我得到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才，学问博通，应该让他来辅导你有关德义方面知识。’过了几天，任命你当了赞善。我自以为亲身受到有关德义方面的教益，不胜欣喜。你现在还不能离去，不要心中为难。”过了许久，转任翰林待制，死于任上。明昌五年(1194)，追赠为翰林学士承旨，谥为文成。
张翰，字林卿，忻州秀容人。大定二十八年(1188)中进士，调任隰州军事判官。有人诬告一家兄弟三人拦路抢劫，张翰暗访得知真实情况，就向州里说明并释放了他们。历任东胜、义丰、会川县令，补任尚书省令史，又任户部主事，升为监察御史。服母丧，服终，调任山东路盐使。服父丧，起复任尚书省都事、户部员外郎。大安年间，平章政事独吉思忠、参知政事承裕行省戍守边境，张翰任左右司郎中，由于意见不一致，处置不得法，张翰多次力争不被采纳。承裕被逮捕后，卫绍王知道张翰事先已经提过不同看法，便召见他并加以安慰。改任知登闻鼓院，仍兼原来职务，又升为侍御史。贞。。初年，任翰林直学士，充元帅府经历官。中都戒严时，调度有方，改任户部侍郎。
金宣宗迁都汴京，张翰规划筹措粮草并随从至真定，他上书皇帝进言五事：“一为强本，也就是要聚集兵士、迁徙豪强，以充实南京。二为足用，也就是说应当依照蔡州、汴河的旧渠道来通漕运。三为防乱，就是应当聚集义军，发给官印，让他们相互统帅，以使内部安定不致反复。四为省事，是说县、邑不能自保的应当加以合并，既可减少官员人数，又便于防盗。五为推恩，也就是应当广施恩惠，以示天子所在地值得庆幸的意思。”皇帝略加施行了。
张翰一向善于治理烦难的事务，每到一处就办理得有条不紊。升任河平军节度使、都水监、提控军马使，不久又改为户部尚书。当时，刚迁都南京，各种事情正是草创阶段，张翰处置得有条有理。当年去世，谥为达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