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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明朝是中国最后的一个“内在的朝代”(indigenous dynasty)［和外族入主的朝代(alien dynasty)有别］，受外间干预的成分少，内在的性格强。我们发觉它对我们当今问题的解释，经常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照前述设计的排列，即使将它与唐宋帝国的扩张性比较，和清朝与民国初年的事物作因果的分析，又把中国传统政治所受天候地理的影响拿来作侧面见证，更和同时期西欧资本主义的生长成育对照，就产生了一个综合的看法，有如中国传统所谓“中前左右后”但是我们注重各种因素互相牵连的关系，自信可以避免过度主观的成分。用这样的方法掌握明史，并不是抓住偶尔相似的地方作讽刺性的批评今人今事，也不是受各种“主义”的框框格格的限制，先入为主。
这研究的成果，则属于“大历史”的范畴。其中列入的因果关系，以在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为主，对其他细端末节，不过分重视。甚至每个历史人物的贤愚得失，都认作次要。
因为如此，我们也顾虑这种立场会遭物议。作史者似乎缺乏评议的中心思想。好像只说会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伦理道德可以全部摈弃不顾。然则这也非作者的本意。
我们在20世纪的末期，写作最大的困难，不是缺乏道德的标准，而是各方标榜的道德标准过多；各种道德体系的冲突，尤其可以危害人类的安全，归根究底，我们要认清所谓道德，仍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它必定要透过真人实事，才有具体的价值。以今日世界变化之大，道德的标准也不得不随时修正。一个显明的例子，即是孟子所提倡的低水准平等思想，它在本世纪初期，还有相当高的道德意义，今日我们虽对他用心钦佩，却不能照他的立说行事。它的用心设计，对其他人的关切是一回事，而不假思索，横蛮地强迫执行这种思想，则是另一回事。
上面这一图说，可以解释我们提倡大历史的立场。这弧线上的实线部分，代表人类的历史，我们的道德思想和意志，以向空间扩大的箭头表示之，但是它不是实际历史所定的路线。很显然的，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圣贤，也不可能一个国家、一个朝代所做的事统统与人伦物理无亏。所以我们用向内的箭头，表示各人私利观所打的折扣，没有存心的错误，以及历史往事牢不可拔的坏影响。在这关头，我们不能像宋明以来的理学大儒一样，认为“人欲”一定要洗磨得一干二净，才能皈依“天理”我们不妨接受基督教徒的想法，认为“最初基本的过失”(原罪，original sin)，无可避免。历史是这两种力量的合力，它是好坏的掺和，也是阴与阳的折中。它吸收了人类的过失，也能继续让他们改造进步。
我们无法把前人做的事，全部扬除。在大历史上讲“一切重来”不可能全部兑现。世间上重要的事情，一事只发生一次；但是后一代的人总要在前一代人的脚跟点开始。这也可说是“定命论”(predestination)。而新旧接替，也等于印度婆罗门教和佛教所说“因果”(karma)。
大凡我们处理人类大问题时，在检讨生命的真意义之际，不期而然地就产生了近乎宗教的思想。但是我们的出发点不是神学。只能说是在明史里钻出来，看到它与中国通史的关系，更联想它在20世纪末期，与世界史的关系，就逼出一个哲理的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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