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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大学堂是北大前身，先后有安徽几个人参与领导京师大学堂建设。其中，教育家吴汝纶是否担任总教习一事，史学界颇有争论。本文结合清史稿和吴汝纶家书，揭开历史真面目。
周玉冰
京师大学堂的创立
从现有可靠资料来看，最早在中国提出近代大学概念的应该是王之春。王之春是湖南清泉县人，先后作为曾国藩、李鸿章和彭玉麟的部属，参与镇压太平军，历任山西巡抚、安徽巡抚、广西巡抚。曾出访日本、俄罗斯、德国、法国。1882年，王之春在广学校篇中指出：“西学规例极为详备，国中男女老幼，无论贵贱，自王子以至于庶人，至七八岁皆入学乡塾之上有郡学院，再上有实学院，再进为仕学院，然后入大学院。”将近代大学的概念介绍到中国。随后，薛福成、郑观应等人多次提倡改革教育模式。
1896年2月，时任管理官书局大臣的安徽人孙家鼐上奏了官书局章程，提出“拟设学堂一所”同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了奏请推广学校折，进一步提出创建京师大学堂的蓝图，终于浮出了水面。
1898年春，光绪皇帝顺应时代潮流，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帷幕，明确创建京师大学堂。7月3日，总署上报了梁启超起草的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学堂章程折，当即得到批准。同时，皇上还任命时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孙家鼐为管学大臣，既担负着创建京师大学堂的重任，又兼负管理全国新式学堂的职责。
后来，慈禧发动政变，戊戌变法发失败了，但京师大学堂还是保留下来，成为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北大的前身。
张百熙重视人才
1900年春，孙家鼐卸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继任者是出使过法、德等国的许景澄。也就在这一年，因为反对攻杀外国使臣得罪慈禧，被以“勾结洋人，莠言乱政”等罪名被杀于北京。相传许景澄被判时，心中还记念京师大学堂经费，取来存于俄国银行的四十万两办学银子的存折，交给当局。
1902年1月10日，张百熙被清廷任命为京师大学堂第三任管学大臣。张百熙是湖南长沙人。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甲戌科进士，曾被派赴英国任头等专使大臣，在悉心考察了英国的教育后，他认为要在根本上改变中国愚昧与落后，就得重视人才的培养。
回国后，张百熙奏请“将京师大学堂改隶国子监，正名大学，以一学术而育真才。在被任命为管学大臣后，他拟就各级学堂章程六件，统称钦定学堂章程，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政府名义规定的近代完整学制。
张百熙认为要办好京师太学堂必须注意延揽各种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特别是总教习这一职务尤为重要。他招揽了严复、张筱浦、杨仁山、蔡元培等人进京师大学堂授课。果断辞退专横渎职的总教席美国人丁韪良，经过选择，张百熙决定聘请当时名士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认为吴汝纶“学问纯粹，时事漏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足当大学堂总教习之任。”
跪请吴汝纶出任总教习
吴汝纶（1840～1903年），清代安徽桐城（今枞阳县会宫乡老桥村吴牛庄）人。著名的桐城派后期作家。同治四年进士，曾先后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及深州、冀州知州等职。
吴汝纶性情中是个文化人，不愿做官。当保定莲池书院院长张裕钊辞职时，他便向直隶总督李鸿章毛遂自荐，辞去了冀州知州，从1889年起，主讲莲池书院，并且大胆革新，声誉鹊起，严复、林纾、马其昶、李光炯、房秩五等人都曾在此受益。1901年，袁世凯改莲池书院为校士馆，仍聘用吴汝纶为监督，但吴汝纶坚决不就。
1902年1月16日，张百熙第一次请吴汝纶出山，他表示既然退出官场，就不再进去。第二天，张百熙身穿大礼服并且是长跪不起，诚恳地说道：“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吴汝纶还是坚决拒绝了。
具清史稿记载，张百熙没有办法，奏请朝廷，以五品卿衔请吴汝纶，谅他在大胆也不敢抗旨不遵。对此，吴汝纶只能“暂不言辞”但提出要看大学堂的章程再作计议。
吴汝纶回家乡办学
随后，吴汝纶奏请出国考察教育。他认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国力之所以迅速强盛，在于其教育的成功，要办好中国的京师大学堂，必须借鉴于日本。这年五月，他率领学生李光炯、方磐君等人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并把所见汇编成十多万字的东游丛录一书。
在日本，因留学生事与思想保守的驻日公使蔡钧发生龃龉。当时，留日学生因参加排满运动，与蔡钧发生争斗，吴汝纶予以支持。蔡钧诬告吴汝纶，清廷于是电召吴汝纶回国。这年9月，吴汝纶乘船回到上海后，没有复命，以生病的理由回到安庆，并在桐城创办桐城小学堂，又名桐城学堂，这就是后来的桐城中学，他为学堂亲自题写匾额“勉成国器”
严格说来，因为政治、教育体制和个人原因，吴汝纶并没有真正主持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之职，他的教育思想也没有在京师大学堂的舞台上体现，这是一个历史遗憾。1903年春，吴汝纶在家病逝，享年6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