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母亲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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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3月18日，突然接到母亲逝世的电话“男儿有泪不轻弹”的我，整整哭了一个晚上：我想用泪水洗刷对母亲的忏悔；我想用泪水汇集一条思念母亲的河流

    但一切都已无法弥补。我现在唯一能做的，是为母亲的在天之灵默默祈祷：愿一生善良、勤劳的母亲的灵魂从此安宁！如果人真的有轮回，母亲，下辈子我还做您的儿子，以弥补今生我对您的缺憾！

    2000年年尾，接到母亲病重的电话，当时我手上工作很忙，担心领导不会准假。但当我给领导们讲了这个情况后，他们立即安排人接替了我的工作，嘱我早一点回家抢救我母亲。

    几千里汽车路途的颠簸，当我见到母亲时，她已被强烈的病痛折磨得只剩下皮包骨头。我忍不住心酸，但为了不让母亲更难过，我终于没有让泪水流出来。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带着母亲在县医院做全面检查，然而这些医生均表示无可奈何。其实，母亲所患病症仅仅是耳朵内长出一些肉将耳朵填满（其实是肿瘤），但医院却不敢做切除手术，据称，目前国内可能还没有在该部位做切除手术的能力。因为已近年关，我们只好返回地方医院做保守治疗。几天后母亲的病情有了好转，而我过完春节也便匆匆回到广东。

    然而，这竟然成了和母亲的永别！

    母亲，您刚刚越过60岁的生日，怎能就这样走了？您不是说等我再回来的时候带您到广东看一看世界的吗？

    母亲走了，她再也不会回来了！但是母亲，您会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小时候，曾记得父亲是个有权的人物，经常到县城开会，我们也有比其他小小孩子优越的地方：平时都有很多零食吃，吃得最多的一种是叫“金果麻丸”的杂糖。那时我们还只两兄妹，父亲每次带回家很多，除了给我和妹妹，也给母亲一些。但母亲却从来舍不得吃，总是在我们吃完了之后拿出来给我们吃。

    然而这样的光景没有多久，大约五岁时父亲竟然成了挨批斗的对象。那时我已经能认识很多字，看到满墙壁打倒父亲的标语我就在无人的时候去擦，有一次正好被写标语的人逮个正着，他使劲地拧我的耳朵，我大哭大闹，闻声赶来的母亲和他大吵了一架。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家都处于一种沉闷的氛围，用父亲当时所形容的一个成语，就叫“黑云压城城欲摧”父亲每天都要出去参加各种批判会，母亲和我则成天在家为父亲担心。有一天，父亲也是出去开会了，家里突然闯进一伙人来搜查，我当时吓得跑到屋后钻进一蓬玉米秸里躲起来，任凭母亲怎么喊也不敢出来。母亲不知找了我多久，而我居然在玉米秸里睡着了。直到父亲回来后又请邻居帮忙才把我找出来，母亲把我揽在怀里，我看见她双眼都已哭得通红。后来才知道，那伙人是来搜查父亲的“罪证”的，他们因为没有什么收获，便把父亲平时最喜欢看的中国通史、红楼梦、三国演义和一大堆古版的诗经、四书、五经之类的书籍全部拿走，说这些是反动书籍，要没收。我看见父亲的脸铁青着，以为是因为我的缘故，大气也不敢出。后来母亲从鸡窝里拿出几本书递给父亲说：“我看见他们像一群强盗把那些书翻出来，就赶紧把你放在抽屉里的这几本藏起来。”父亲当时如获至宝，说：“大难不死，大难不死。”后来我才知道那几本书一本是西游记，另几本是东周列国志上中下三集，还有一本残缺不全的水浒传。这几本书对我的影响可以说十分深远，我在勉强能看得懂的时候几乎每天手不释卷，大约我对写作的偏好说是缘于此吧。

    我曾经被当地人称为“神童”其实我只不过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学习成绩语文数学两门课（那时的小学也只有这两门课）每次考试都是100分罢了，这也得以我的班主任吴毅然老师。但读五年级时，由于换了一个与我父亲有矛盾的数学教师，也和我同姓，论辈分我应该叫他叔叔。我的命运从此开始逆转：每当上数学课时，他必定找一个借口将我“赶”出教室，在门外站45分钟。最难忘的是五年级下学期的一天，上数学课时，我因为在课桌上放了一本语文课本，老师要我站到门外去，我委屈得哭起来，他竟然连打我几耳光，当即鼻孔流血不止，我放声大哭，正在附近参加生产劳动的母亲闻声赶到学校，质问他为什么打人？他竟然指责母亲扰乱学校秩序，并说要开除我。记得当时母亲气愤得双眼通红，但她终于没让眼泪流出来，只是把我带到水沟洗血迹时，我才看见母亲一把一把地抹眼泪。晚上父亲知道我的情况后，第二天即到学校与校长交涉，打我的老师才给我说了几句言不由衷的道歉话，但从此以后，我便在幼小的心灵对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的仇恨，以至最后彻底放弃了数学。然而我付出的代价却是第一次高考时数学分数为“0”尽管总分已超过分数线，但当时的高考制度是不与录取的。此是后话。

    由于父亲的重大挫折，家境每况愈下，而在当年那个靠工分吃饭的岁月，文弱的父亲和多病的母亲只能是生产队最末等的劳动力，加上先后又出生了几个妹妹，每年年终结算都是缺粮户。在这种情况下，家里日常的杂项开支尚且难以为继，我读书的学费便自然成了问题。但每当我哭着要学费的时候，母亲总能拿出一叠票面值为一角两角的钞票给我。我知道，这些钱是母亲卖鸡蛋和猪骨头以及平时采一些小药材积攒起来的，记得母亲每次从外面回来总是拿一把鱼腥草之类的，洗净晒干后便带到集市上换几角人民币。

    因为贫穷，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几乎没有穿过新衣新鞋，都是母亲将旧的改造而来。这是一个永存于我心灵深处的“历史档案”：在昏黄的煤油灯（有时是竹子烧起的火把）下，母亲把一些旧衣服裁裁剪剪，然后缝成一件件“新衣”；将别人穿破的“解放鞋”讨回来，把破鞋帮剪掉，然后另做鞋帮缝上去，就成了一双“新鞋”母亲将其命为“改球鞋”当我和妹妹们高兴地穿上时，母亲也会在一旁开心地欣赏自己的“劳动成果”然而我们这样的“新衣”或“新鞋”却常常受到来自那些穿真正新衣新鞋的同学的嘲笑和歧视，所以当我是中学生时，我宁可穿补丁加补丁的衣服和打赤脚，再也不愿穿这种“新衣”和“新鞋”气得母亲不知流了多少次眼泪。

    从小学到中学，我差不多都是用铅笔做作业，其间母亲曾给我买过一根圆珠笔心，我着实高兴过一段时间，我把圆珠笔心塞进一节竹管，这样拿在手里写字时要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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