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法律在壮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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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概述已经拉得很长。可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开始哩。还有更重大的案件、更著名的案件在前面。但是基本线条已经画清楚了。

    我们还要伴随一下我们的处在少先队年龄的法律。

    提一下一个早就被遗忘了的而且甚至不带政治性的案件。

    6）燃料总管理局审判（一九二一年五月）因为它涉及了工程师或者当时所说的专家。

    国内战争的四个冬天中最残酷的一个冬天过去了，那时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可以烧的东西了、火车开不到站，在各首府，人们饥寒交迫，罢工浪潮此起彼伏（现在已经从历史中一笔勾销了）。谁之罪呢？一个著名的问题：谁之罪？

    当然不是总的领导。而且甚至也不是地方领导！这一点很重要。如果那些“往往是外面调来的同志”（党员领导）不懂业务，那末就应当由专家来为他们“拟订处理问题的正确方案”！这就是说“不是领导人有过错而是那些打算盘、拟计划（怎样靠田野吃饭和取暖）的人有罪责”有过错的不是发号施令的人，而是草拟计划的人！计划变成吹牛专家的过错。数字不相符“这是专家的过错，而不是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过错”甚至“也不是燃料总管理局负责干部的过错”没有煤，没有柴，没有石油这是专家们“造成的复杂紊乱局面”他们没有顶住李可夫的紧急电话记录发给、批给了什么人计划外物资，这也是他们的过错。

    一切都是专家们的过错！但无产阶级的法庭对他们并不是毫不留情的，判决是轻的。当然，无产阶级骨子里与这些该死的专家是格格不久的然而没有他们却应付不下去，一切都处于瘫痪状态。因此革命法庭没有往死里整他们，克雷连科甚至说，从一九二0年起“谈不上有怠工现象”不错，专家是有过错，但他们并非出于恶意，他们不过是些糊涂虫，不会更好地工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学会做工作，或者不过是一些利己主义者和受贿分子。

    所以说，在恢复时期之初划定了一条对工程师们奇妙的宽大为怀的杠杆。

    一九二二年第一个和平年代充满了公开的审判真是太多了，以至我们这一章几乎都用到这一年上了。（人们会感到奇怪：战争过去了-一而法院却那么活跃？但是要知道在一九四五和一九四八年护法神都曾格外活跃过一阵。这里是否有最简单的规律性呢？）

    虽然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决定“缩小全俄肃委的管辖范围”“它按照这个意图装腔作势了一番并且改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但是一九二二年十月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权力就重新扩大了，十二月捷尔任斯基对真理报（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记者说：“现在我们需要特别敏锐地注意各种反苏派别和集团。国家政治保卫局紧缩了机构，但是提高了它的质量。”

    因此我们也不放过这一年年初的案件：

    7）奥尔登博格尔工程师自杀案“（高庭”一九二二年二月）已经谁也不记得的、微不足道的完全没有代表性的一次审判。说没有代表性，是因为它的内容只涉及一个人的生命，而且是已经完结的。如果这条生命没有完结，那末这个工程师，还有十来个人与他一起，便会组成中心而出现在“高庭”面前，那时审判就会完全有代表性的了。而现在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个知名的党务工作者谢捷尔尼科夫，两名工农检查院干部，还有两名工会工作者。

    可是，在这一次对沙赫特分子和“工业党”的早期先驱者的审判中，有着某种象契诃夫所描写的远方传来的断弦声那样一种令人惆怅的东西。

    b-b-奥尔登博格尔在莫斯科自来水公司工作了三十年，看来从本世纪初就成了它的总工程师。他经历了艺术的白银时代、四届国家杜马、三次战争、三次革命而全莫斯科一直都是喝他的水。高峰派和未来派、反动分子和革命分子、贵族士官生和红军战士、人民委员会、契卡和工农检查院喝的都是奥尔登博格尔的洁净冰凉的水。他没有结婚，他没有子女，他一辈子只有自来水。在一九0五年，他不放警备队进驻自来水公司“因为士兵们笨手笨脚可能会把水管或机器弄坏”在二月革命的第二天，他对自己的工人们说，革命已经结束，够了，各就各位，水应当照常供应。在莫斯科的十月革命战斗中，他只关心一件事：保全自来水公司。他的从业人员举行罢工来回答布尔什维克政变，邀请他一起参加。他回答说：“从技术方面，我，对不起，不罢工。而在其他方面，在其他方面，我，好吧，罢工。”他从罢工委员会接受了一笔支援罢工者的钱，写了收据，但自己却跑出去寻找管子接头来修理坏了的水管。

    但他反正是个敌人！他对一个工人说过这种话：“苏维埃政权连两个星期也维持不了。”（在转入新经济政策的前夕下来了一个新精神，因此克雷连科允许自己对“高庭”稍微说点真话。）“当时不仅专家们这样想我们也不止一次地这样想过。”（第四三九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但他反正是个敌人！像列宁同志告诉我们的那样：为了监视资产阶级专家们，我们需要有工农检查院这条警犬。

    在奥尔登博格尔身边安排了两只这样的警犬（其中一只原是自来水公司的滑头办事员马卡罗夫-泽姆梁斯基，他“因品行不端”被解雇，进了工农检查院“因为那里待遇好”后来上升到中央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因为“那里待遇更好”从那里被派来监督自己的旧上司，一心要对惹过自己的人进行报复）。还有工会地方委员会这个工人利益的最好维护者也没有睡大觉。共产党员当了自来水公司的领导。“我们这里一切都应该以工人为首，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掌权，这个观点的正确性也为本案所证实，”（第四三三页）还有莫斯科党组织的眼睛也一直盯着自来水公司。（而在它的背后还有契卡）“当时我们正在建设一支我们自己的队伍，那是以阶级对立这种健康的感情为出发点的。凡是不属于我们阵营的人，都要给他们配搭上一个政委，否则任何一个负责岗位都不能交给他们。”（第四三四页）各方面一下子都来纠正、支使、教训总工程师，不经他的同意，随便调动技术人员（“拆散了这些生意人的老窝”）。

    但是，自来水公司并没有得救。情况没有好转，而是变得更坏这准是有一个工程师的匪帮暗中捣鬼。更甚于此。奥尔登博格尔由于自己的知识分子中间状态的天性，一辈子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厉害话，现在却一反常态，胆敢把自来水公司新首长泽纽克（一个“因自己的内在气质”使克雷连科觉得非常可爱的人物）的行为称作瞎胡闹j

    这样一来就清楚了“奥尔登博格尔工程师有意识地背叛工人的利益，是工人阶级专政直接的公开的敌人。”于是请各方面派检查团到自来水公司来然而各检查团都认为一切没有问题，水流得也正常。工农监察员们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把一份又一份的报告送到工农监察院去。奥尔登博格尔干脆是“抱着政治目的想要摧毁、破坏、打烂自来水公司”但是他没有这个本领。我们也尽力阻碍他，阻碍他铺张浪费地去修理锅炉或用混凝土水箱来替换木制水箱。工人领袖们开始在自来水公司的大会上公开地说，他们的总工程师是“有组织的技术怠工的灵魂”号召大家不要相信他，要在各方面去抵制他。

    但工作照样没有改善，而且搞得更糟了！

    特别使工农监察员和工会工作者的“血统无产阶级心理”感到难受的是“沾染上小资产阶级心理”的给水塔上的大多数工人站在奥尔登博格尔一边，看不到他的怠工。而这时正好赶上莫斯科市苏维埃的选举，工人们推出奥尔登博格尔作自来水公司的候选人，党支部当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党的候选人。然而由于总工程师在工人中的虚假威信，党的候选人看来没有当选的希望。但是党支部向区委会，向各级机关送去了一份决议，并在全体大会上宣布：“奥尔登博格尔是怠工的中心和灵魂，在莫斯科市苏维埃里他将是我们的政敌！”工人们则报之以一片喧嚷和叫喊声“不对！”“撒谎！”那时党委书记谢捷尔尼科夫同志就面对面地向上千名无产阶级宣布：“我不想同你们这一群黑帮分子说话！”他表示，我们到别的地方说话去。

    采取了这样一些党的措施：把总工程师开除出自来水公司管理委员会，同时给他造成经常受审查的处境，不断把他传到为数众多的各种委员会、各种小组里去进行讯问并交给他需要紧急完成的任务。他的每次不到都写入笔录“以备未来进行司法审判”通过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是列宁同志）争取到任命一个“非常三人小组”（工农监察院、工会委员会和古比雪夫同志）来领导自来水公司。

    四年来水管里一直有水，莫斯科市民喝着水，什么也没有察觉

    在这种情况下，谢捷尔尼科夫便在经济生活上写了一篇文章：“鉴于流传着一些激动社会舆论的关于自来水公司灾难性状况的传闻”他提供了许多新的令人不安的传闻，甚至有：“自来水公司往地底下打水，有意识地冲蚀着整个莫斯科的地基”（那还是伊万-卡利达奠定的）。请来了莫斯科市苏维埃的一个检查团。它认为；“自来水公司的状况是令人满意的，技术领导是合理的”奥尔登博格尔驳倒了所有的指控。这么一来，谢捷尔尼科夫便宽容地说：“我的任务是围绕这个问题引起议论，至于弄清这个问题，那是专家们的事。”

    工人领袖们还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最后的、但万无一失的手段呢？向全俄肃反委员会告密！谢捷尔尼科夫就这么办了！他“看到奥尔登博格尔有意识破坏自来水公司的迹象”他毫不怀疑“在自来水公司、在红色莫斯科的心脏存在着一个反革命组织”而且还有：鲁勃辽夫水塔的灾难性状况！

    但是这时候奥尔登博格尔犯了一个很失策的错误，做出了一个懦弱的、中间状态知识阶层的举动：他购置国外新锅炉的定货被“砍掉了”（而旧钢炉现时在俄国不能修理）于是他便自杀了（对一个人来说，碰的钉子太多了，况且当时人们还没有经过锻炼）。

    事情没有放过去，没有这个人也可以找出反革命组织。工农监察员们担负起全面揭露这个组织的工作任务。两个月间暗中搞了一些名堂。但是正在开始的新经济政策的精神是这样的：“对两边都要给点教训”于是最高革命法庭就审起这个案子来了。克雷连科恰如其分地严厉，克雷连科恰如其分地铁面无私，他理解：“俄国工人把每一个不是自己的人宁可看成是敌人，而不认为是朋友，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在进一步改变我们的实际政策和总政策时，我们还不得不作些大的让步，不得不进行退却和迂回；也许党将被迫选择一条策略路线，这条路线将遭到忠诚的，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们的天真逻辑的反对”（第四五八页）。

    固然，革命法庭根本没有把那些出庭作证反对谢捷尔尼科夫同志和工农监察员的工人们“当作一回事”被告谢捷尔尼科夫泰然自若地回答公诉人的威胁：“克雷连科同志！我知道这些条文；但要知道，这里审判的并不是阶级敌人，而这些条文是对待阶级敌人的。”

    然而，克雷连科也起劲地制造紧张气氛：你们向国家机关有意递送诬告同时具有加重罪责的情节（私怨、个人报复）利用职务地位政治上不负责任滥用权力、滥用苏维埃干部和联共（布）党员的威信搅乱自来水公司的工作给莫斯科苏维埃和苏维埃俄罗斯造成损失，因为这样的专家很少——，没有人能代替“我们已经不必去说具体的人的损失了在我们这个时代，斗争构成我们生活的主要内容，我们习惯于很少考虑这些不可挽回的损失（第四五八页）最高革命法庭应当说出自己有分量的话刑事惩罚应当是十分严厉的我们不是到这里来开开玩笑的！”

    我的天哟，现在他们该怎么办呢？难道？我的读者已经习惯于提示：全都枪

    完全正确。全都给逗乐了：鉴于被告真心悔悟，判处他们接受社会谴责！

    两个真理

    而谢捷尔尼科夫好像是一年监禁。

    请允许我不相信。

    噢，那些把二十年代描绘成一片欢腾的光明景象的歌手们啊！一个人哪怕只和二十年代沾过一点进，哪怕当时只是童年，也是不会忘记的。陷害工程师的牛头马面们正是在二十年代养肥的。

    但现在我们看到，从一九一八年起就已经

    下面的两次审判，我们要稍稍离开一下我们顶喜欢的最高公诉人：他正忙于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大审判的准备工作。（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外地审判，以前就有了，如一九一九年的萨拉托夫审判。）这起规模浩大的审判在欧洲事先就引起了波动，这时司法人民委员部突然想起：我们搞了四年审判，可是没有刑法典，旧的没有，新的也没有。克雷连科也一定免不了要为法典操点心：需要各方面预先配合好。

    眼前的那些教会案审判是内部案子，不会使进步的欧洲感兴趣，不用法典也可以对付过去。

    我们已经看到，对于教会与国家的分离，国家是这样理解的，那就是教堂建筑本身以及里面挂着的、摆着的、画着的一切，都归国家所有，而留给教会的只是圣经上规定的那种一无所有的教会。早在一九一八年，当政治上的胜利看来已经比预期更迅速和容易地取得的时候，就着手去没收教会的财产。然而这一仓促之举引起了人民太大的愤怒。在国内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再去建立一条反对教徒的内部战线，那是不明智的。共产党人与基督教徒的对话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

    在国内战争末期，作为它的一种自然后果，在伏尔加河流域发生了空前未有的饥荒。因为这不很使这次战争的胜利者增光，所以我国的书刊上只含含糊糊地提它两行。然而这次饥荒达到了人吃人、父母吃亲生子女的程度这样的饥荒甚至在大混乱时期的俄罗斯也是没有见过的（因为当时，据历史记载，一连数载都有尚未脱粒的谷垛被压在冰雪下过冬）。一部关于这种饥荒的影片，就可以把我们见到的和知道的关于革命和国内战争的一切完全改观。但是，既没有电影，也没有小说，又没有统计研究这是竭力要人们忘掉的，这是不光彩的。而且我们已经习惯于把任何饥荒的原因推在富农身上但在普遍的死亡中分得出谁是富农呢？柯罗连科在致卢那察尔斯基的书信集中（尽管后者答应过，但我国从来没有出版过这个集子）解释造成国内遍地饿殍、民不聊生的原因说：这是由于一切生产率的下降（劳动的手都去拿武器了），由于农民丧失了对政府的信任，丧失了哪怕给自己留下一小部分收成的希望。将来会有人算清这笔帐：根据布列斯特和约，从失去抗议声的俄国，甚至从未来的饥荒区，用了好多个月好多节车皮给继续在西方作战的德意志帝国供应了多少粮食。

    一条笔直的、短短的因果链条：伏尔加河流域一带的人所以吃自己的子女，是由于我们当年急不可耐地取消了立宪会议。

    但是政治家的天才就在于从人民的灾难中也能取得成功。这确是神机妙算须知可以一箭三雕呀；现在让神甫们去养活伏尔加流域吧！他们是基督教徒，他们是慈悲为怀的！

    1.拒绝就把整个饥荒嫁祸于他们，并可以把教会摧毁；

    2.同意我们就把教堂彻底打扫干净；

    3.在两种场合都可充实货币储备。

    而且，这条妙计看来还是教会自己的行为给提醒的。正如吉洪总主教所陈述，还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在饥荒刚发生的时候，教会就成立了救济饥民的教区委员会和全俄委员会，开始募集钱款。但是，容许来自教会的直接救济送到饥民嘴里，那就等于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被查禁了，而钱款则收归国库。总主教还向罗马教室和坎特伯雷大主教求助但这也被制止了，解释说，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有权同外国人进行谈判。而且何必大惊小怪；报纸上写着，当局自己有一切办法来应付饥荒。

    而在伏尔加流域正在吃草、吃鞋掌、啃门框。最后，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救委会（国家救济饥民委员会）向教会提出建议，为饥民捐献教会的贵重物品，不是所有贵重物品，与教仪有关的物品不必捐献。总主教同意了，救委会制订了一项实施细则：一切捐献必须是自愿的！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总主教发表文告；允许各教区委员会捐献无关教仪的贵重物品。

    这样一来，一切又可能化为蒙蔽无产阶级意志的妥协。

    思想如迅雷闪电！思想变成法令。全俄中执委二月二十六日的法令：从教堂收取一切贵重物品为了饥民！

    总主教给加里宁写信加里宁没有答复。于是，总主教于二月二十六日发布了新的、致命的文告：从教会的观点看，这类行动是渎神行为，因此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收取。

    过了半个世纪的漫长的岁月后，现在不难对总主教提出责备。基督教会的领导人当然不该为这样一些思想分心：苏维埃政权有没有其他的资源，或者，是谁把伏尔加流域搞得没有饭吃；他们也不该抓住这些贵重物品不放，信仰的复活（如果还能复活）完全不在这些东西上面。但是也应当为这个不幸的总主教设身处地想一下。他的当选已经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在短短的几年内领导着备受排挤、迫害、处决而他又受托保存的教会。

    这时报纸上立刻发动了对总主教及高级教职人员的稳操胜券的围攻，说他们正利用饥荒的瘦骨嶙峋的手来枪杀伏尔加流域！总主教抵抗得越顽强，他的地位也就变得越虚弱。三月，在宗教界内部也开展了一个让出贵重物品、同当局协调一致的运动。参加救委会中央的安东宁-格拉诺夫斯基主教向加里宁表达了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担心：“教徒们感到不安的是，教会的贵重物品可能会用于与他们心灵格格不久的狭隘的其他目的。”（了解先进学说一般原则的有经验的读者会同意这是很可能的。因为共产国际和正在解放中的东方的需要，其迫切程度并不亚于伏尔加流域。）

    彼得格勒的大主教文汉明也处于无疑的激奋状态中：“这是上帝之物，我们自己会全部交出来。”但是不要来收取，让这作为一种自愿捐献吧。他还要求建立神职人员和教徒们的监督：伴随贵重物品直到它们变成供给饥民的粮食。他感到苦恼的是，与此同时又不要违背总主教对这件事的谴责态度。

    在彼得格勒好像是和和气气地进行的。一九二二年三月五日在彼得格勒救委会的会议上，据目睹者说，甚至出现了一种欢乐的气氛。文汉明宣告：“东正教会决意把一切都交出来救济饥民”只是认为强制收取是渎神行为。但他这么一来，收取也就不需要了！彼得格勒救委会主席卡纳特契科夫担保说，这会引起苏维埃政权对教会的好感（焉能不如此！）。一股暖流通过心房，大家都站立起来。大主教说：“最主要的重负是不和与仇视。但俄国人汇合为一体的时候将会到来。我将亲自带领善男信女从喀山圣母身上取下金袍，流着甜蜜的眼泪把它们贡献出来。”他祝福救委会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们，而他们也光着脑袋把他送到大门口。三月八日、九日、十日的彼得格勒真理报证实了谈判的和睦而成功的结局，赞扬了大主教。“在斯莫尔尼宫里商定，教会的樽爵、金袍将在教徒们面前重铸成金锭。”

    又涂抹成了某种妥协！基督教的毒气毒害着革命的意志。伏尔加河流域的饥民们不需要这种团结一致和这种自动捐献的方式！彼得格勒救委会的立场不稳的班子被撤换了，报纸开始冲着“坏神甫”“教会公侯”狂吠，对教会代表们说明：不需要你们的什么捐献！不需要同你们搞什么谈判！一切都属于当局它认为需要什么就取走什么。

    于是，在彼得格勒也和各地一样，开始了伴随着冲突的强制收取。

    现在就有了合法理由来开始教会案的审判产

    8莫斯科教会案（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七日），地点在综合技术博物馆，莫斯科革命法庭，审判长别克，检察长卢宁和隆吉诺夫。十七名被控告散发总主教文告的受审人，包括大司祭们和俗人。这个罪名比交出或不交出贵重物品还重大。a-h-藻泽尔斯基大司祭把自己教堂里的全部贵重物品都交了，但原则上坚持总主教文告的看法，认为强制收取是读神行为于是就成了审判的中心人物马上就要被枪决（这也就证明：重要的不是给饥民们饭吃，而是在方便时刻把教会摧毁）。

    五月五日吉洪主教作为证人被传到法庭。虽然厅里的听众是挑选好的，专门安排的（在这方面一九二二年与一九三七年和一九六八年区别不大），但罗斯的老底子是那么深厚，而苏维埃的底子还那么浅薄，所以总主教一进来，半数以上在场的人都站起来接受他的祝福。

    吉洪把起草和分发文告的全部罪责承担在自己身上。审判长竭力追根刨底：这是不可能的！难道是自己亲手写的全部都是自己写的？你想必只是签个名吧？是谁写的呢？谁是出主意的人？还有：为什么你在文告里要提到报纸对你们的围攻呢？（人家围攻的是你们，干吗要我们听到这些呢？）你想借此表明什么？

    总主教：“这应当去问那些掀起这一场围攻的人，问他们是抱着什么目的？”

    审判长：“但你写的这个东西与宗教毫无共同之处！”

    总主教：“它具有历史的性质。”

    审判长：“你使用了一种说法，说当你们同教委会进行谈判时‘在背后’发布了法令？”

    吉洪：“是的。”

    审判长：“这么说你认为苏维埃政权做得不对？”

    毁灭性的论据！在侦查员的夜间办公室里还将千百万次向我们重复提出这个问题！而我们永远也不敢那么简单地回答，像下面的回答那样。

    总主教：“是的。”

    审判长：“你是否认为国家现行法律对你有约束力？”

    总主教：“是的，我承认它们，如果它们不与笃信教规相抵触。”

    （要是大家都这样回答该多好呀！我们的历史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反复询问教规。总主教解释说：如果教会自己交出资重物品这不是读神行为。如果违背它的意愿而取走这就是读神行为。在文告中没有说根本不交东西，而只是谴责违反意愿的交法。

    （这话使我们更感兴趣违反意愿！）

    审判长贝克同志感到惊异：“归根结底什么对你更重要些教会的戒律还是苏维埃政府的观点？”

    （可以预料的回答：“苏维埃政府的”）

    公诉人大声疾呼：“好，就算按教规是读神行为，但从仁慈的观点来看呢！”

    （这是第一次也是五十年来的最后一次在法庭上想起这个内容贫乏的仁慈两个字）

    还进行了语文学上的分析。“渎神行为”这个字是从圣物-盗贼（这两个字来的。

    公诉人：“那就是说，我们这些苏维埃政权的代表是盗窃圣物的贼了？”

    （厅内长时间的喧闹声。休息。法庭管理人员忙乱了一番。）

    公诉人：“这样说，你把苏维埃政权的代表、全俄中执委都叫作贼了？”

    总主教：“我只是引用教规。”

    往下讨论了“亵渎行为”这个术语。从瓦西里-凯萨里伊斯基教堂收取物品时，圣像的金袍装不进箱子去，于是就用脚踩扁了，但总主教本人没有在现场吧？

    公诉人：“你是从哪里知道的？请把讲给你听的神甫的姓名说出来！”（=我们马上就把他关起来！）

    总主教没有说出姓名。

    那就等于撒谎！

    公诉人得意洋洋地追问：“不，是谁散布了这个卑鄙的诽谤？”

    审判长：“说出那些用脚踩扁了金袍的人的姓名来！（他们干这种事情的时候一向是留下名片的嘛）否则法庭不能相信你所说的！”

    总主教不能说出姓名来。

    审判长：“那就是说，你是凭空诬告！”

    剩下的是要证明总主教想颠覆苏维埃政权。请看这是怎样证明的：“进行鼓动就是企图准备情绪，以便将来准备实行颠覆。”

    法庭决定对总主教提起刑事诉讼。

    五月七日宣告判决：十七名受审人中十一名判处枪决（实际枪毙了五人）。

    正如克雷连科所说，我们不是到这里来开开玩笑的。

    再过一个星期，总主教被停职并被逮捕。（但这还不是最后结局。暂时把他押送到顿斯科伊修道院，严加看管，直到教徒们开始习惯于他的不在。记得吧，不久前克雷连科还表示过惊讶：有什么样的危险威胁着总主教呢？不错，当偷偷地扑上来的时候，敲钟和打电话都无济于事。）

    再过两个星期，文涅明大主教也在彼得格勒被捕了。他不是教会的高级官员，甚至不是任命的，像所有大主教那样。一九一七年春天从古诺夫戈罗德时代起第一次在莫斯科（选了吉洪）和彼得格勒（选了文涅明）选举了大主教。文涅明是一个大家都能接近的、性格温和的人，是工厂里的常客，在人民中和下层神职人员中颇有声望，正是他们的票数使文涅明当了选。他不理解时代，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使教会脱离政治“因为教会在过去吃了它的许多苦头”正是这一点把大主教牵入了下案。

    9彼得格勒教会案（一九二二年六月九日至七月五日）。被告（抗拒交出教会贵重物品）有几十八，其中包括神学教授、教会法教授、修士大司祭、神甫和俗人。法庭审判长谢苗诺夫年方二十五岁（据传闻是个面包销掌柜）。主要公诉人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克拉西科夫列宁的同龄人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流放时期的朋友，后来是流亡国外时期的朋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喜欢听他拉小提琴。

    在涅瓦大街上，在从汉瓦大街拐弯的地方，每天都密密麻麻地站着一大群人，在押过大主教时，人们跪下来唱“上帝拯救众生！”（可想而知，在大街上，正像在法庭大楼里一样，一些过分热心的教徒当时就遭到逮捕。）在审判厅里大部分听众是红军战士，但是每当戴着白色僧帽的大主教进来的时候连这些人都站起来。而公诉人和法庭却称他为人民公敌（这个词儿当时已经有了，这一点要记住）。

    审判的气氛一次比一次紧张，律师受压制的状况已经十分明显。这方面克雷连科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但目睹者介绍了情况。法庭大声威胁要把首席辩护人博布里谢夫-普希金本人关押起来，而这已经是当时的时尚，这已经是那么现实的事情，以至博布里谢夫-普希金赶紧把金表、钱包交给律师古罗维奇证人叶戈罗夫教授因说了有利于大主教的话，被法庭裁决当场羁押。但是，没想到叶戈罗夫对此早有准备：他随身带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皮包，里面装着食物、替换衣服甚至还有一条小被子。

    读者会注意到，法院是怎样逐渐地具备起我们所熟悉的形式。

    文汉明大主教被控为居心不良地与苏维埃政权取得协议，借此达到了使收取贵重物品法令内容较缓和的目的。他居心不良地在人民中散发自己致救委会的呼吁书（私下出版物！）。还与世界资产阶级配合行动。

    克拉斯尼茨基神甫，一个主要的新生教徒，也是一个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人员，他作证说，神甫们串通好要利用饥荒挑起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

    只听取了原告一方的证人陈述，而没有让辩护方面的证人出庭陈述。（啊，多么像呀，越来越像了）

    公诉人斯米尔诺夫要求“十六颗首级”公诉人克拉西科夫大声疾呼：“整个东正教会就是一个反革命组织。说实话本应把整个教会都关进监牢里去！”

    （纲领是很现实的，它几乎很快就办到了。它是双方对话的良好基础。）

    利用罕有的机会我们仅将保存下来的大主教辩护律师古罗维奇的几句话引在下面：

    “没有罪证，没有事实，连罪状也没有历史将会说什么？（哎唷，真吓死人！没关系，它会忘掉的，它什么也不会说！）在彼得格勒收取教会贵重物品的经过明明是完全平静的，但是彼得格勒的宗教界现在却坐在被告席上，并且某些人的手正在把他们推向死亡。你们所强调的基本原则是苏维埃政权的利益。但是请不要忘记，教会是在殉教者的鲜血里成长的（在我们这里不会成长起来！）我再没有更多的话，但也很难结束我的发言。当辩论在进行被告还能活着。辩论一结束，生命也将结束”

    革命法庭判处十个人死刑。他们等死等了一个多月，一直等到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结束（好像是准备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枪毙）。在此以后全俄中执委赦免了六个人，四个人（文涅明大主教；修士大司祭、前国家杜马成员谢尔吉；法学教授诺维茨基及律师科夫沙罗夫）于八月十二至十三日的夜里执行枪决。

    我们务请读者不要忘记“地方多数”这个原则。这里有两起教会案件，那里就有二十二起。

    社会革命党人案开庭之前，十分抓紧制定刑法典的工作：到了该铺好法律的花岗石块的时候了。五月十二日，按照商定的日程，全俄中执委应届例会开幕，但法典草案还是没有来得及搞好，它刚送到戈尔基去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审定。法典中有六条的最高刑规定为枪决。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五月十五日，伊里奇在草案的页边上又补充了也必须实行枪决的另外六条，（其中有第六十九条：宣传与鼓动特别是号召消极反抗政府、号召普遍不履行兵役或纳税义务）还有一种应判枪决的情节：不经允许而从国外返回（就像先前所有的社会主义者经常来回乱窜那样）。还有一个与枪决相等的惩罚：驱逐出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预见到那个不远的将来，那时人们将从欧洲难以招架地涌向我国，但却没法强迫任何人自愿地离开我国到西方去）。主要的结论伊里奇是这样向司法人民委员说明的：

    “库尔斯基同志！在我看来，应当把枪决扩大适用于（可代之以驱逐出境）孟什维克、社舍革命党人之流的各种活动；拟定一个把这些行为同国际资产阶级联系起来的表述方法。”（着重点是列宁加的。）

    扩大枪决的适用！这还不明白吗？（驱逐出境的有几个？）恐怖手段这是一种说服手段广好像清楚了吧！

    而库尔斯基还是没有彻底清楚。他大约感到才尽技穷，实在不知道这个表述方法怎么拟定，这个联系怎么编造。于是第二天他就到人民委员会主席那里去请求指点。这次谈话内容，我们不知道。但紧跟着，五月十七日，列宁从戈尔基发出了第二封信：

    库尔斯基同志：现在给你寄去刑法典补充条款草案，作为我们谈话的补充。草案虽然有许多缺点，但我相信基本思想是明确的：公开地提出原则性的和政治上正确的（而不只是狭隘的法律上的）原理，来说明镇压的实质和理由、它的必要性和范围。

    法院不应该取消镇压；答应这样作是自欺欺人，法院应该在原则上明确地毫无掩饰地说明镇压的道理，并使它具有法律根据。这一点应该尽量广泛地表述出来，因为只有革命的法律意识和革命的良心，一才能提出使它实施得比较广泛的条件。

    致共产主义敬礼

    列宁

    对这个重要文件我们不打算进行评论。对它适宜于静静地思考。

    这个文件之所以特别重要，因为它是还没有完全病倒的列宁在尘世上所作的最后指示之一，是他的政治遗嘱的重要部分。发出这封信后过了九天，他得了第一次中风。只是在一九二二年秋天的几个月里他才局部地恢复了一段不长的时间。也许给库尔斯基的两封信，就是在二层楼角上那个光亮的白色大理石客厅兼办公室里写的，那里已经放着将成为领袖临终卧榻的那张床，在等待着。

    随后附着那个草案、补充条款的两种方案。这个条款过了几年后就成长为五十八条4以及我们的老妈妈整个的五十八条，你一面读着一面感到钦佩“尽量广泛地表述出来”原来是这个意思！实施得比较广泛原来是这个意思！你一面读着一面就会回忆起来，下面这段如此亲热的条文是多么法力无边：

    “宣传或鼓动，或参加组织，或协助（客观上协助或者有能力协助）其活动具有性质的组织或人”

    把奥古斯丁带到这里交给我，我马上就给他套上这个条文！

    该做的都做了，做了补充，重新打印，扩大了枪决的适用范围于是全俄中执委五月下旬的会议通过了刑法典共决定自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起生效。

    现在就有了最合法的根据开始为期两个月的下一审判。

    10社会革命党人审判（一九二二年六月八日至八月七日）最高法庭。办事灵活的格奥尔吉-皮亚塔科夫代替通常的审判长卡尔克林同志（审判员的好姓！）来审理这个重大案件。

    如果我们与读者对于任何审判中主要的不是罪状，不是所谓“罪”而是适宜性这一点还没有充分的理解，也许我们一开始对于这次审判心里会有点疙疙瘩瘩。但适宜性势如破竹地发挥着作用：与孟什维克不同，社会革命党人当时还被认为是具有危险性的、还没有溃散、还没有彻底打垮的为了巩固新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适宜于把他们彻底打垮。

    要是不知道这个原则，那就可能把整个审判错误地理解为党派报复。

    对于在这个法庭上所提出的指控，你不由自主地会和各国漫长、悠久、连绵不断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深思。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十年间的屈指可数的议会民主制以外，各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政变史和夺权史。谁能更迅速更牢靠地把政变搞成功，他就即刻受到司法之神光灿的法衣的萌庇，他的过去和未来的每一步都是合法的和应受颂扬的，而他那些倒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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