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改变命运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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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板。这对一个老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吗？而死掉就是可能的吗？被发现、逮住就是可能的吗？箱子上还捆着用于搬运的麻绳套环，他把麻绳割下来，编结成类似的但长一些的套环，把它们系好，使它们悬在车厢下割开的孔里。他真是精疲力竭了！他那满是伤痕的双手已经不听使唤！为了讲一个小笑话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他不等到达车站，就在行驶中小心翼翼地钻到孔下，双脚放在一个套环里（朝着车尾），肩膀放在另一个里。火车行驶着，逃犯悬挂着，摇晃着。火车走的速度放慢了，他便下了决心，松开双脚，脚拖在地上，把他整个拉了下来。玩命的马戏团节目——但电报可能赶上火车，他们可能搜索车厢，因为这时营区里一定发现他失踪了。不要弯身，不要撅起，他紧贴着枕木。他闭上了眼睛，准备丧命。最后几节车厢加速拍击着驶过去了——突然出现了一片可喜可亲的寂静。逃犯睁开眼睛，翻过身来：只见驶去的火车闪着红色尾灯！自由！

    可是这还并没有得救。自由倒是自由了，但既没有证件，也没有钞票，身上穿的是劳改营的破烂衣服，他还是注定要完蛋。浑身浮肿，衣衫褴褛，他勉强挣扎到了车站，在那里他混进列宁格勒开来的一列车人里：撤退出来的半死不活的人被搀扶出来，在车站上给热的饭菜吃。但是这也可能还救不了他——如果不是他在车里找到了一个垂死的旧友，拿走了他的证件，而朋友过去的种种情况他是知道的。他们大家被运送到了萨拉托夫附近，于是有好几年，直到战后年代，他就生活在那里，在一个养禽场干活。后来他非常想念女儿，便出发去寻找她。他在纳尔契克、在阿尔马维尔都找过她，终于在乌日戈罗德找到了她。在这段时间里，女儿已经嫁给一个边防军人。她认为父亲已经平安归天，所以现在怀着又恐惧又厌恶的心情听他讲述。她虽然已经完全笃守公民资职，但还是保留了亲属观念的可耻残余，所以没有检举父亲，只是把他赶出了大门。老人再也没有什么亲人了，他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过着毫无意义的生活。他成了一个吸毒者，在巴库他吸足了某种阿纳沙“被急救车收进医院，在昏迷中说出了自己的真姓名，清醒过来又说那平常使用的假姓名。医院是我们的苏维埃医院，它不查明身份是不能进行治疗的，于是就叫来了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个同志——这样，在一九五二年，逃跑后过了十年，老头儿又得到了二十五年（这就给了他幸运的机会在监室中讲述自己的经历，因而现在才能流芳百世）。

    有时，成功的逃犯嗣后的生活比逃跑本身更有戏剧色彩。本书中不止一次提到的谢尔盖-安德列耶维奇-切博塔廖夫也许可以说是这种情形。从一九一四年起他就是中东铁路的职员，从一九一七年二月起——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在一九二九年中东铁路冲突时期，他被关在中国的监牢里，一九三一年带着妻子叶连娜-普罗科菲耶芙娜和两个儿子根纳季与维克托回到了祖国。在这里一切都按祖国的方式进行：过了几天以后，他本人遭到了逮捕，妻子发了疯，两个儿子被送进了不同的保育院，并违反本人意愿给了他们别人的父名与姓，虽然他们清楚记得自己的父名与姓，并进行了抵抗。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远东三人小组（又是一个三人小组！）由于缺乏经验起初只给了切博塔廖夫三年，但很快他又被抓起来，受了刑讯，并改判十年徒刑，同时剥夺通讯权利（因为现在他有什么可写的？），甚至在革命节日还得特别加强看押。这种加重判决却出乎意外地帮了他的忙。从一九三四年起他关在卡尔拉格，修筑通往莫英蒂的公路。一九三六年的五一节期间他被关进那里的惩戒隔离所。一个自由人阿夫托诺姆-瓦西里耶维奇-丘乎也被投进那里共和他们受到同样待遇。不知他是喝醉了酒还是清醒的，但切博塔廖夫得以偷了他的由村苏维埃发给的有效期为三个月的证件。已经是五月八日了，切博塔廖夫离开了莫英蒂劳改点，全身穿着外面人穿的衣服，身上一块劳改营的破布也没有，口袋里装着两个半公升容量的酒瓶，像酒鬼们经常随身带着的那样，只是里面装的并不是伏特加，而是水。先是遇到一块盐土草原。他曾两次落入了去修筑铁路的哈萨克人手中，他稍懂一点哈萨克语“利用他们的宗教感情，就把我放了。”在巴尔哈什西部边区，他被卡尔拉格的行动站扣留住了。他们收了他的证件，盘问关于本人和亲属的种种情况，假丘平凭记忆都作了确切的回答。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情（不发生意外事情大概就会被抓住）——土屋里进来了一个行动组的头头，丘平赶在他前头说；“啊！尼古拉，你好，认得吗？”（算盘打在瞬时性和脸上的皱纹上面，这是一场视力记忆的竞赛：我倒是认出来了，但如果你也认出来，那我就完蛋！）“不，认不得。”“哪能这样i我们一起坐过火车呀！你叫纳依琼诺夫，你还讲过，怎样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上遇见了奥莉亚——正好又在一间包房里，后来就结了婚。”一切属实。纳依琼诺夫不知所借了；点上根烟抽了起来，然后就放了他。（啊，蓝箍帽呀！难怪要教育你们少说话！你们不应当有普通人开诚布公的毛病。讲是讲过的，但不是在车厢里，而是一年前在卡尔拉格的苗圃派出点出于一时糊涂讲给犯人们听的，可是却没有记住所有听你讲的那些人的嘴脸。在车厢里大概也是喜欢讲讲的，而且不只在一趟车上，火车上的事情嘛！一而切博塔廖夫的大胆赌注也就押在这一点上！）丘平兴高采烈，继续向前，经过一个湖泊往南，经由大道朝楚河车站的方向走去。他多半是夜行，每遇汽车的前灯照来，就闪到旁过的芦苇中，白天就躺在芦苇里（那里是一片芦苇丛）。遇到的行动人员少起来了，那个时候群岛癌细胞还没有扩散到这些地方。他随身带着面包和糖，他放慢着吃，有五昼夜的路程完全没有水喝。他走了两百公里光景，到了站上，就坐车走了。

    这样，就开始了自由的，不，是困兽生活的年代，因为他不敢冒险好好安顿并久留在一个地方。在那一年，过了几个月以后，他在伏龙艺市花园里遇见了自己的一个劳改营教父！但那是一晃而过的事，到处是欢乐、音乐、姑娘，教父没有来得及认出他来。他不得不扔下已经找到的工作（会计主任作了盘问并猜到了他紧急辞职的原因——但他自己也是个索洛维茨老犯人），另奔他处。起初，切博塔廖夫不敢冒险地去寻找家属，后来想出了个办法。他往乌法给一个表妹写了封信探问：列娜与孩子们在什么地方？这是谁给你写的信，你自己猜吧！但暂时不要通知她。复信地址是一个什么季拉布拉克车站，丘平收。表妹给了回信：孩子们已经失落，妻子在诺沃西比尔斯克。这样，切博塔廖夫就托她到诺沃西比尔斯克去一趟，必须在没有外人的情况下告诉他的妻子说他已有了下落并想给她寄钱去。表妹去了一趟。现在妻子自己写信来了：经过精神病医院，现在遗失了身份证，被判了三个月的强制劳动，不能去取留局待领汇款。心都要蹦出来了，应当走一趟！于是丈夫就发了一封丧失理智的电报：乘某次车某号车厢请接，我们的心要对抗感情是无能为力的，但是，谢天谢地，还没有挡住预感。途中，这些预感使他那么不安，所以在诺沃西比尔斯克前两站他就下了车，搭乘一辆顺路的汽车前去。他把东西交给存物处后，不顾死活地往妻子的住址找去。敲门！门自己开了，家里什么人也没有（第一个巧合，与人作对的巧合：房东已经守了一昼夜以便警告他有埋伏——但这时恰好出去打水！）。往里走。妻子也不在。床上躺着一名契卡人员，蒙着军大衣，鼾声大作（第二个巧合，与人方便的巧合！）。切博塔廖夫急忙溜走。这时，房东——一个幸存下来的他在中东铁路时期的熟人，叫住了他。原来，他的女婿是个行动人员，自己把电报带回家来，并在切博塔廖夫妻子的眼前摇晃：瞧，你那个坏蛋自投罗网来了！去过火车站——没有截住，第二个行动人员暂时走开了，这个就躺下来休息。切博塔廖夫还是把妻子叫了出来，坐汽车走了几站，然后在那里再坐上到乌兹别克斯坦去的火车。在列宁纳巴德又办理了一次婚姻登记手续——就是说，她没有同切博塔廖夫离婚，而嫁给了丘平！但他们没有住在一起的勇气。用她的名义向各地送去找寻子女的启事——都没有结果。战前他们过的就是这种东分西散、提心吊胆的生活。四一年，丘平应征入伍，在第六十一骑兵师当无线电报务员。一次在其他战士面前开玩笑，不小心说了香烟和火柴的中国话叫法。一个人知道某些外国话，这在哪个正常的国家里会引起怀疑呢？在我们这里却引起了，眼线们打了小报告。过了一小时，二一九骑兵团的行动人员政治指导员索科洛夫已经盘问起他来了：“你从哪里知道中国话的？”丘平回答说：只知道这两个词。“你没有在中东铁路工作过吗？”（在国外工作——这马上就是一种深重罪孽！）派了行动人员和坐探盯着他，没有打听出什么来。为了自己安宁起见还是依照五十八条一10把他关押起来：——

    不相信情报局的战报；——

    说德国人的技术装备多。

    （好像大家都没有亲眼看见过）。

    不打在额上，就打在头上！军法论处。枪决！祖国的生活本来就已经使切博塔廖夫感到万分厌恶，所以他没有提出免罪减刑的请求。但国家却需要劳动力，于是就给改判十年徒刑和五年“带笼口”又回到了“老家”他坐了（折抵后）九年。

    还发生了一件事。有一次在劳改营里另一名叫h-弗-夫的犯人把他叫到上层板铺的僻角里轻声问他：“你叫什么？”“阿夫托诺姆-华西里奇。”——“你的原籍是哪一省？”——“秋明省。”——“什么区？哪个村苏维埃？”切博塔廖夫-丘平都一清二楚地作了回答，可是他听到：“你全是撒谎。我同阿夫托诺姆-丘平在一个机车上工作了五年，我了解他像了解自己一样。碰巧是不是你在三六年五月偷走了他的证件？”真想不到还有这样的水下的锚会割破逃犯的肚子！一个小说家要是想出这样的会见来，怎会使人相信呀！在那个时候，切博塔廖夫又想活下去了，所以当那个人说：“别害怕，我不会上教父那里去告发，我不是恶狗！”他就紧紧握了下这个善心人的手。

    就这样，切博塔廖夫作为丘争取满了第二个刑期。但倒霉的是：他的最后一个劳改营是特别保密的，是莫斯科一10、图拉一38、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一39、切利亚宾斯克一40，这一批原子能工程中的一个。他们从事分离铀和镭矿的工作，工程是根据库尔恰托夫的计划进行的，工地主任特卡钦科中将直接受斯大林和贝利亚的领导。每季度都要从犯人取得“不泄露机密”的具结。但这还不算倒霉，倒霉的是，刑满释放的人不放回家去。在一九五o年九月，把一大批“获释者”送到了科雷马！只是在那里才把他们解除了看押，并宣布为特别危险的特殊人员——所以危险，是因为他们帮助制造了原子弹！（啊，这一切怎写得完呢？须知这需要写许多章呀！）这样的人有几万名，分散在科雷马各处！（翻翻宪法吧！翻翻各种法典吧！——关于特殊人员那里写着些什么？）

    可是现在他至少可以把妻子接来。于是她就来到了在马尔吉亚克金矿的丈夫身过。从这里他们又发函查询儿子们的下落——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有”“名单上没有”

    斯大林伸了腿——老人们便离开了科雷马到高加索去——以度余年。气候变暖了，虽然是缓慢的。在一九五九年他们的儿子维克托，基辅的钳工，决定丢掉可惜的姓，并宣布自己是人民公敌切博塔廖夫的儿子！过了一年，父母找到了他！现在父亲所关心的事，是给自已恢复切博塔廖夫的姓（三次冤狱都得到了平反，他对逃跑已经不负责任了）。他也作了声明，把指纹寄到莫斯科去核对。只有当三个人都得到了写着切博塔廖夫姓氏的身份证，儿媳妇也成了切博塔廖娃以后，老人才安下心来。但是又过了几年他给我写信说，悔不该找到维克托：儿子骂父亲是罪犯，并认为他是自己的倒霉遭遇的罪魁祸首，对于平反证明则挥挥手不屑地说：“废纸一张！”长子根纳季终于不明下落。

    从上述那些事件可以看到，即使是成功的逃跑也还完全不给人以自由，所给予的是经常受压迫、受威胁的生活。逃犯中某些人清楚懂得这一点——这是那些在劳改营中已经来得及在政治上脱离祖国的人，还有那些浑浑噩噩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的人！有一些人抱定目的逃往西方，认为只有实现了这都逃跑才算大功告成，这样的人在逃犯中也不是很稀见的（失败时有现成的回答：“我们想跑到中央去请求查明真相！”）

    关于这些逃跑最难讲述。那些没有跑掉的，已经躺在潮湿的土里。那些又被抓住的——闭口不言。那些跑掉了的——也许会在西方出现，但也可能为了某些留在这里的人而重新保持沉默。有过这样的传闻，在楚科奇半岛犯人们夺得了一架飞机，七个人飞到了阿拉斯加。但我想：大约只是试图劫夺飞机，可是事败未成。

    所有这些事件还将久久地被封锁起来，逐渐过时，而成为不需要的东西，像这本手稿一样，象在我国所写的一切真情实事一样。

    请看一个这样的事件，但人们的记忆又没有保留下英勇逃跑者的姓名。他是敖德萨人，民用专业是一个机械工程师，在军队里是一个大尉。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在奥地利，在维也纳的占领军里服务。在一九四八年由于被告密而被捕，得到了五十八条一10和当时已经施行的二十五年。被送到了西伯利亚离泰谢特三百公里的劳改点，就是说送到了一个远离西伯利亚铁路干线的地方。他很快就在伐木场上变得衰弱不堪了。但他还保持了争取生存的意志和关于维也纳的回忆。他从那里——从那里！——竟能逃跑到了维也纳！真是不可思议！

    他们的伐木场区的边界是一条从小了望塔上可以观察的林间通道。在选定的日子，他上工时随身带着口粮。他砍倒了一株枝叶繁茂的云杉，使它横卧在通道上，在枝叶的遮盖下爬到树端。云杉遮不住整个通道，但他继续爬行，幸运地走掉了。他带走了一把斧头。这事发生在夏天。他沿着暴风吹倒的树木穿过泰加林，行走很困难，可是整整一个月他没有碰到任何人。他把衬衣的袖子和领口系上，用它捞鱼，生吃鱼肉。他采食松子、蘑菇、浆果。他半死不活地终于走到了西伯利亚铁路干线，幸福地在一垛干草堆里睡着了。他听甸人声醒了过来：看见有人用大叉在取干草，并且已经发现了他。他已精疲力竭，既不准备逃走，也不打算挣扎，只是说；“好吧，抓起来吧，交出去吧，我是逃犯。”那是一个铁路巡道工和他的妻子。巡道工说：“我们也是俄国人呀。好！坐着不要露面。”说完就走了。但逃犯不相信他们：他们可是苏维埃人呀，他们有告发的义务。于是就爬进了森林。从森林边上注视着，他看到，巡道工回来了，带来了衣服和食物——入暮，逃犯便沿线路而行，在林区一个小车站上坐上了货车，到早晨就跳下来——白天躲进森林。他就这样一夜一夜地前进，当身子变得结实一些以后，在每个停车站上都下来——躲在树林里或者步行前进，赶上火车，在行驶中跳上车去。这样他就几十次地冒着丢掉手脚和脑袋的危险（告密者的笔头轻轻划几下就使他吃尽了这种种苦头）。但在快到乌拉尔的时候，他违反了自己的常规，在装载原木的平台车皮上睡着了。他被踢了一下，一盏灯照在脸上：“证件！”——“就给。”站起身来，一拳把警卫从高处打落下来，自己则跳到了另一面——迎头又碰上了另一个警卫！——他把这个也打倒了，从旁边停着的列车下逃走了。在站外扒上行驶中的火车。他决定绕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它的郊区抢了一个货亭，拿走了衣服，身上穿了三套，装足了食物。在某个站上卖掉了一套衣服，买了一张切利亚宾斯克-奥尔斯克-中亚细亚的车票。不，他知道要往哪里去，到维也纳去！但应当搞乱行踪，使人们不再找寻他。在土库曼，一个集体农庄主席在集市上遇见了他，不看证件就把他带到了自己的集体农庄去。他的手没有辜负了机械工程师的称号。他给集体农庄修理了所有的机器。过了几个月，他算清了帐，前往国境线附近的克拉斯诺沃次克。列车过了马里以后，一名巡逻走过来检查证件。那时我们的机械工程师便走到车厢平台，打开了门，把身体悬在厕所的窗外（从里面不可能透过涂上白色的玻璃看到他），只有一个脚尖支撑在台阶上以便回来。门框角上露着一个鞋尖，巡逻没有发觉，便到下一个车厢去了。胆战心惊的时刻就这样过去了。逃犯顺利地超过了里海后，坐上了巴库一会彼托夫卡的火车，由此直奔喀尔巴泽山。经由荒僻陡峭的森林地带越过山脉国境线的时候，他很审慎——但还是被边防军人截住了！从那西伯利亚的劳改点起，从那砍倒的第一株云杉起，需要作出多少牺牲，经受多少痛苦，想出多少花招和付出多少精力——而在最最末尾一刹那间一切都垮了！像在泰谢特草垛里那样，他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再也不能反抗，撒谎，只能怀着最后的狂怒喊道；“抓起来吧，刽子手！抓起来吧，这是你们的权力！”“什么人？”“逃犯！从劳改营逃出来！抓起来吧！”但边防军人表现得有点奇怪：他们蒙住了他的眼睛，把他带进了土屋，在那里解开，重新进行讯问——突然弄清楚了：自己人！班杰拉分子！（呸！呸！——有教养的读者皱起了眉头，冲我挥着手说：“嘿，你选的角色真不错，如果班杰拉分子都是他的自己人！好一路货色！”我也摊开双手说：实际上也就是这样的人底逃跑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劳改营使他成为这样的人。我对你们说，他们这些劳改犯是按猪一样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原则而不是按报纸生活的。对于一个劳改犯说来，那些同他一起在劳改营受苦的人都是自己人。那些放出警犬去追踪他的人都不是自己人。没有觉悟嘛！）他们拥抱了！那时，班杰拉分子还有越过国境的通道，他们就把他客客气气地带了过去。

    他重新又在维也纳了！——但已经是在美占区里。他还是服从于那个迷惑人的唯物主义的原则，怎样也忘怀不了自己那个血腥的死亡营，他已经不去找机械工程师的工作做了，而是跑到美国当局那里去倾吐积愫。开始在他们那里担任了某种工作。

    但是！——人的特性是：危险一过去，我们的警惕性也就削弱了。他决意要给敖德萨的父母寄钱去，为此他需要把美元兑换成苏联货币。某个犹太商人邀请他到维也纳苏占区的寓所去兑换。人们不断地跑来跑去，很少区分是哪国的占区。而他则万万不能越过去！但他越过了——于是就在银钱兑换商人的寓所里被抓住。

    完全是俄罗斯的故事：千辛万苦做成的，一杯伏特加酒就给喝光了。

    他被判处枪决，关在柏林的苏联监狱里，他把这一切讲给了另一个军官和工程师安尼金听。这个安尼金在此以前已经在德国的俘虏营呆过，曾在布痕瓦尔德奄奄待毙。被美国人解放出来后，送到了德国的苏占区，临时留在那里拆卸工厂。后来他逃到了西德，在慕尼黑附近建筑水力发电站，从那里被苏联谍报机关劫走（用汽车前灯把眼照花，推进了汽车）——他经历这种种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听取这个敖德萨机械工程师的故事并给我们保存下来？是为了后来两次无结果地从埃克巴斯主兹逃跑（关于他我们还将在第五部中讲到）？最后在惩戒石灰厂里遭到杀害？

    这是前定的！这是命运的乖戾！我们怎能看清个别人的生命的意义呢？

    我们还没有讲过集体逃跑，而这种逃跑也是很多的。据说，在一九五六年芒切哥尔斯克近郊的整个小劳改营都逃跑了。

    从群岛逃跑的事件是罄竹难书、不胜枚举的。甚至想专门写一本关于逃跑的书的人，也会爱惜读者和自己，而略去几百起这种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