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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老妈这样说，我马上请了假去看他。果然一副形削锁骨的样子，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赶紧找来老头子女质询，干吗不送去医院检查。子女一脸无奈，说老头死活不肯。我不由分说，架起老头就往医院走。老头说，青天白日，我还遇到绑匪了，我不去你又能怎样！我说你也不掰着指头算算，这么些年，你哪次犟过我了。说罢，我们俩就笑。笑声没停，医生却发火了，把我拉到一边，厉声责问我这个儿子是怎么当的，病人肝部囊肿这么严重才送来。老头一看问题严重，也慌了神，问我是否需要开膛破肚？我说哪会呀，现在医疗技术先进，只需开寸许小口，一张创可贴一贴就没事了。老头不信，又问医生，医生说，自己儿子的话都不信，我的话你还信？老头这才乖乖地躺上手术台。手术进行了4个多小时，途中，老头醒来，迷迷糊糊地问了一句，那绑匪呢？医生愣了半天才缓过神来，告诉他，你儿在门外等着呢。老头一听，放了心，又沉沉睡去。老头体质差，到第二天才彻底清醒，一睁开眼就问，那护士该不会把钳子、剪刀、纱布什么的忘在我肚子里吧？我说，又杞人忧天了，现在的医生护士可敬业了。老头听了直摇头，说我越来越像个骗子，尽撒谎，以前怎么就没有看出来呢？还说寸许小口，你看这伤口，从胸部到腰部，要多大的创可贴才贴得上呵。
等老头恢复得差不多了，我就和几个同学一起，把老两口接出来周游，像办接力赛一样，从南到北整整走半个来月。其中，有那么两位身居高位的同学，在宴请时还请了当地更高级别的长官出席，把老头唬得一惊一炸的，回去之后，向左邻右舍炫耀了好长一段时间。
年前，我又给他去电话，让他年后和我们一起去北方看雪。老头在电话里嘟囔，说他看不了雪了，眼睛突然出了问题，看什么都是双影，可能患了青光眼，要开刀。我怕老头又担心护士在他肚子里留下杂物，赶紧把他接来市医院作手术。请熟识的眼科专家看了，却被告知需要脑外科专家会诊。会诊的结果把我吓了一大跳：哪里是青光眼，是巨大的脑垂体瘤将视神经压成了畸形。我如实告诉了老头，老头接过核磁共振报告单，仔仔细细地看，还没看完，两行泪水就夺眶而出。我赶紧搂住他的肩头，这么些年来，第一次紧紧地搂住他的肩头。那一刻，我突然感到，在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这条倔牛，瞬间就丧失了抵角相斗的勇气，此刻，他竟是那样地孱弱，委琐，像孤独无助的孩子。
毕竟是大手术，在市医院做我不放心，于是，托人联系第三军医大学脑外科教授，办妥了入院手续。没想到，老头坚决不去，说再怎么也不愿意把老骨头扔在别人的土地上。我再不敢对他动粗，平生第一次求他：“去吧，老头乖。”听我真心诚意地恳求，老头这才高兴起来：“哈哈！你也有低头的时候，这次总该算我犟赢了吧！不过，说好了，要是我丢在那边了，你可得把我给拣回来。”老头还想说什么，我不理他，吩咐家人马上带他上车。汽车开动了，老头拉开车窗向我挥手，我没有挥手，只是冲着他大声嚷：“你给我记着，我要接一个健健康康的老头回来，要不然，我饶不了你。”也许那一声叫嚷实在有些过份，周围的乘客都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我有些冲动，恨恨地骂了一句：“看什么看！没见过儿子教训老子啊！”老头一去就是半个来月，我天天去电话。教授说，手术很好，已过了危险期，但还不宜多说话，尤其不能激动。我问教授，老头想我了怎么办？教授说，只要你心里挂念着他，他就能感觉到。我知道老头能感觉到，但是，不斗斗嘴，我心里不踏实，老头也不会踏实。就这样，半个月后，我又和老头斗上了，老头依然处于下风。他有一百个想不通，每次斗完嘴都会问，我都已经脱胎换骨了，怎么还是你赢呵？谁知道呢？亏他还是心理学副教授，研究了一辈子心理学，竟拿不出一招一式来对付自己的“儿”
老头的春节是在病房里过的，我给他寄了贺年片，他执意回了一张。那笔画大得吓人，要么相互牵连，要么隔海相望，根本分辨不清。我去了电话，告诉他，笔力还那么遒劲，宝刀不老呵！他就在那边开心地笑，说明年还要在贺卡上给我画一个卡通呢！
这一次，我破例没有和老头斗嘴。老头有些意外，问我怎么啦，我说你等着吧，你这一辈子还长着呢，有你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