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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早晨，6点50分，我从甘泉新村乘上宝钢专车，又一次踏上去宝钢的路。找一个临窗的位子坐下，我朝窗外观望，只见大路通天，两旁琼楼玉宇，花木葱笼。车子拐进了永和小区，接上最后一批乘客，又匆匆转入沪太路，在宽阔的六车道上疾驰，行进于到宝钢的路。
眼前忽然闪过昨夜的情景。晚饭后散步，遇到老邻居杨阿姨，问起我到宝钢的路怎么走？小孙子考入宝钢技校，老人家笑得合不拢嘴：“多么好，将来我家也有一个宝钢人！”我也为她暗暗高兴，且颇有感慨，25年前我刚来宝钢的时候，似乎并没有这么兴奋。
1979年9月，我从上棉11厂技校毕业，听老师的话，支援宝钢建设，走上了去宝钢的路。当时我们技校的两个毕业班，共有16位男生，竟然没一人愿意主动报名去宝钢。当然，来宝钢后也看到有深深爱着她的，一次我们乘座的那辆车子驶过一片收割后的田野，我问：我们的工厂在那里？带队师傅响亮地说：“眼前的这一片就是。今后，这些长庄稼的地方很快就要长钢铁啦！”语气里充满了自豪。远处的打桩机传来咚咚的打桩声，似乎在回应着师傅的话。
班车在六车道上疾驰。
忽然一个急刹车让我回过神来，一位横穿马路的毛头小伙子使大家吃了一惊，好险！车子离人已不到半米。
宝钢建设不也遇到过这种急刹车么？正当我们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1980年，却传来宝钢要停建的消息，如晴空霹雳，令人无比震惊。有人说，宝钢干的是夕阳工业，得不偿失；有人问：宝钢建在滩涂边，若地基移位，会不会滑到长江里？连全国人大代表也在会上质询宝钢的事。
在疑惑和困顿里颠簸了长长的几年，好不容易盼到宝钢续建的日子。而如此强烈的反差，又是多么地使人心中不平：老同学在市区的棉纺厂，骑自行车20分钟就到厂了；我到郊区的宝钢却要化去约两个小时：先从甘泉新村乘公共汽车向南行，到中山北路，再换乘宝钢专车往北行经过甘泉新村，然后再驶向宝钢。每天路上往返需要四个小时。有时在光新路道口遇火车，真希望我们的专车晚点来，以避免脱班，可专车却来得那么准时。当我紧赶慢赶赶到车站，却眼睁睁地看着它甩尾而行，绝尘而去，心里别提有多么懊丧，只得深深地叹一口气，然后再换三辆公共汽车往厂里赶。
班车在外环线上疾驰。
也曾秋雨潇潇，车站上无遮无盖，斜风细雨，尽管撑着伞，依然淋湿了半身；也曾冬日严寒，车站里无挡无拦，班车抛锚迟到三刻钟，风刀割面，寒气刺骨，耳朵生痛、十指生痛、心也隐隐作痛。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自己：当初服从组织安排、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支援重点工程建设，走上去宝钢的路，难道是走错了？
没有人告诉我是对是错，只是眼睁睁地看着一些工友悄悄地离去：小宋走了，小黄走了，小吴也走了，据说他们有“路”羡慕地看着他们一个个辞别宝钢，去闯自己的路。而我没有其他“路”便依旧日复一日地行进在去宝钢的路上。
走的人走了，留的人还留着。我和同事们日夜负重而行，如同江河边上光着膀子弓腰曲背的纤夫，以自己的汗水、热血和忠诚，一步步地拓展着人生的路。走呀走，从迷蒙走向晴朗，从冬天走向春天。
班车在富锦路上疾驰。
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过去鳞次栉比的纺织厂、仪表厂，竟如多米诺骨牌般地渐次倒下了，取而代之的是众多的楼宇和商场；而未曾被人看好的宝钢却越长越高，越长越大，从一片农田和滩涂，变成钢铁森林、花园工厂。终年树绿，四季花香，麋鹿呼朋，孔雀照影，年年为国家奉献几十个亿，并且自豪地跻身于世界500强企业，连外国友人都对此赞不绝口，流连忘返。行路也不再难了，巨龙车变成铆钉车、广客车，二车道变成四车道、六车道、八车道，不久还将有轻轨便捷地通向宝山，通向宝钢。我们欣喜地看到，上海在变、宝钢在变、全国都在变。当年技校里的几位老同学也由衷地说：看来到宝钢的路你还真的走对了！
一个转弯，班车在宝钢的三号门外面停下，宝钢到了。看看腕上的手表，7点40分，今天到宝钢用了50分钟。啊，50分钟，我走过了25年到宝钢的路！